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行政单位离退休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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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樊市人民政府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

《襄樊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经2005年2月17日市政府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印发。


二ＯＯ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襄樊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二00五年二月十七日市政府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第一章总则

一、襄樊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产生的新一届市政府，根据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政府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二、市政府工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党中央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总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法治政府。

三、市政府组成人员要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忠于职守，服从命令，顾全大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市政府各部门要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行使职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能力，切实贯彻落实市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第二章组成人员职责

五、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

六、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领导市政府的全面工作。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协助市长工作。市长外出期间，由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七、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方式讨论决定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部署全市性的重要工作，提出提请市人大审议的事项，市长有最终决策权。重大紧急事项，由市长临机处理，需向省政府和市人大报告的，事后要立即报告。

八、市长召集并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必须经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九、副市长、市长助理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市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专项任务。对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应及时向市长报告。对涉及面广、带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认真调查研究，提出建议，提交市长决策或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

十、市政府秘书长在市长领导下，协助常务副市长处理市政府的日常工作。

十一、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并负责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工作。

审计局在市长领导下，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和程序，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第三章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十二、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十三、加强对全市经济运行的引导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物价的目标。

十四、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十五、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完善社会管理政策，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和谐。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十六、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完善公共政策，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努力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和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第四章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十七、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八、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重要行政和社会管理事务、大型项目等重大决策，由市政府全体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十九、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或地方的，应充分协调或事先充分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一、各地、各部门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第五章坚持依法行政

二十二、依法行政的核心是规范行政权力。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三、市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根据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省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结合我市实际，适时制定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修改或废止不相适应的规范性文件。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应报市人大和省政府法制机构备案。

二十四、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提请市政府讨论的规范性文件由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查或组织起草，并由其承办解释工作。

二十五、要按照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理顺行政执法体制，科学配置执法机关的职责和权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严格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第六章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六、市政府要自觉接受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向其报告工作、接受质询，依法备案政府规范性文件；接受市政协的民主监督，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

二十七、各部门要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同时要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

二十八、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机关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主动征询和认真听取下级政府或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二十九、市政府及各部门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进一步完善信访制度，确保信访渠道的畅通；市政府领导同志及各部门负责人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并接待来访群众。

三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问题，对重大问题，各部门要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市政府报告。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发布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重视群众和其他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行政行为实施的监督。第七章工作安排布局

三十一、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强工作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预见性，搞好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及时作出合理的调整。

三十二、市政府提出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讨论的规范性文件草案、市政府召开的全市性会议和制发的公文等事项，形成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下发执行。

三十三、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市政府年度工作安排布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市政府报告执行情况。市政府办公室要适时督办并作出通报。第八章会议制度

三十四、市政府实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长碰头会议和专题会议制度。

三十五、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市政府组成部门的各委员会主任、各局局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和会议精神；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

（三）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

（四）通报形势，讨论其他需要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的事项。

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

三十六、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一）传达和讨论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重要指示、决定，提出贯彻意见；

（二）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三）讨论通过提交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议案；

（四）讨论决定市政府的重要文电、重要行政措施以及涉及全局性的政策性问题；

（五）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事项。

市政府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至二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

三十七、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研究、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门问题。市长办公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三十八、市长碰头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参加，必要时可通知副秘书长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碰头会主要是通报需要与会人员周知的情况，安排、协调有关工作。市长碰头会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

三十九、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或受委托的副秘书长主持召开，根据会议内容，安排有关部门和县（市）区政府负责同志及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主要是研究、协调和处理政府工作中的一些专项问题。市政府专题会议根据需要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的重要事项超出召集人分管权限范围的，需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决定。

四十、市政府领导同志不能出席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办公会议、市长碰头会，应向市长请假。

市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除汇报单位外，不带副职或助手。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不能与会，事前必须向市政府秘书长请假。

四十一、市政府全体会议议题由市长确定。需要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协调或审核后提出，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确定。

四十二、市政府全体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长碰头会议、市政府专题会议的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市政府全体会议讨论形成的决议和公告、市政府常务会议的纪要，由市长签发；市长办公会议的纪要一般由秘书长签发，必要时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的会议纪要由会议的主持人审签后，由秘书长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新闻稿须经秘书长审定，如有需要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审定。

四十三、市政府及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模，严格审批。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全市性会议，要经市长或常务副市长审批。市政府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召开，由部门自行通知，自行组织召开，且一般不邀请各县（市）区政府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批准。全市性会议应尽可能采用电视电话会议等快捷、节俭的形式召开，第九章公文审批制度

四十四、各地、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应当符合《湖北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实施细则》（鄂政发[2001]46号）的规定，由地方、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签发，印制正式文件、加盖印章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送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登记处理，再由市政府办公室按照市政府领导同志分工呈批，其中涉及重大问题的，分管领导应提出明确意见后送常务副市长、市长审批，或经市政府会议讨论决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秘密事项外，地方和部门不能直接将公文送给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

四十五、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涉及其他部门的，在送交市政府办公室之前，报文部门应主动与公文内容有关的部门协商，力求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报市政府。如协商后仍有分歧意见，需分别加以说明，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并附上有关部门的意见及其主要负责人的签名。

四十六、市政府各部门受市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部门向上级行政机关请示、报告工作，凡文内注明经市政府或市政府领导同意的，必须在事前按公文办理程序报市政府审批。

四十七、市政府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下行文，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后，由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上行文，经分管副市长审核后，一般由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名义制发的平行文，由分管副市长签发，如涉及重大问题，报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签发；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由市政府秘书长签发，如有必要，报分管副市长签发或市长、常务副市长签发。

四十八、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凡属各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事项，由部门行文或有关部门联合行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部门需报市政府审定后方可下发的文件，经分管副市长审核、报常务副市长批准后，可冠以“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字样，由部门行文。要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提高公文办理的效率。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四十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市政府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受理。以市政府名义向申请人答复的《不予受理决定书》、《决定延期通知书》、《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和《行政复议决定书》一般由常务副市长签发，如有必要报市长签发。第十章作风纪律

五十、市政府领导同志要做学习的表率，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发展变化的新趋势，不断充实新知识，丰富新经验。要积极参加市委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其他专业知识讲座等学习活动。

五十一、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深入基层，考察调研，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下基层要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轻车简从；不要地方负责人到边界迎送；不吃请，不收礼。

五十二、除市委、市政府统一组织安排的重要活动外，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参加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等活动，一般不出席各地和各部门举办的检查、总结、评比、竞赛、表彰等活动。上级机关和兄弟地(市)领导来樊，按照热情、节俭、实效的原则，由对口部门负责接待，需要市政府相关领导同志会见陪同的，由有关部门按程序报市政府办公室统一安排。

五十三、市政府领导同志活动的宣传报道要从严掌握，重事不重人。市政府领导同志参加由市政府组织或经市政府批准的有重大影响的会议和活动，按批准的方案进行新闻报道。参加其它会议和活动、下基层调研、检查工作需作新闻报道的，须经领导同志本人同意。

五十四、市政府领导同志会见邀请来访的外宾及港澳人员、海外华侨知名人士，由主办部门提出方案，经市外事侨务局会签后报批；会见台湾人员，由接待单位提出方案，经市台办会签后报批。根据需要，有些外事活动可以不报道，一般性的经贸活动，可少报道，确需报道的，须经领导同志本人同意。

五十五、领导同志出访，严格按有关规定办理。市长出访，经市委同意后按程序报批；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出访，经市长同意后按程序报批。

五十六、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离樊出差，应由本人事前向市长或常务副市长报告，经同意后，由秘书将外出的时间、地点等有关事宜告知秘书长和市政府办公室秘书一科。外出期间，应保持通讯畅通，确保随时能联系上。

五十七、市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离樊出差，应由本人事前直接向分管副市长报告，经批准同意后，再将其外出的时间、地点和代为主持工作的负责同志名单等有关事宜及时报市政府办公室相关科室。

五十八、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中央和省、市委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要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坚持经济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切实加强所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

五十九、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市政府内部提出，在没有重新作出决定前，不得有任何与市政府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和行为；代表市政府发表讲话或文章，以及个人发表涉及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的讲话或文章，事先须经市政府同意。

六十、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实行政务公开，规范行政行为，增强服务观念，认真履行职责，树立规范服务、清正廉洁、从严治政的新风。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地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要坚持原则不得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受贿犯罪的新态势与推定对策

李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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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已经成为新时期受贿犯罪的稳定形式。因为检察机关很难证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此类犯罪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其多米诺骨效应，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针对此类犯罪，笔者主张，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共同受贿的故意时，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亲属收受财物的事实，请托人与工作人员的公务关系，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共谋受贿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当证明力反证的除外。
关键词 国家工作人员 亲属 共同受贿 故意 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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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正义网“贪官档案”公布的贪官中,国家工作人员（下称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为81％；浙江和山东等纪检部门向新闻界披露，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 湖南省近三年发生13件厅级干部受贿大案,其中12件是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受贿金额少则几百万元，高则达二千多万元。官员与亲属勾结受贿 ，以前也有，国外也有，但高达90％的比例，是近年受贿犯罪的主要特征。亲属参与工作人员的受贿，已经成为受贿的主要形式。 此类受贿的手法是，由工作人员负责为行贿人办事，亲属负责收受贿赂，如果案发，工作人员坚决不承认知道亲属收受之事，声称没有受贿故意。受贿人之间因为有亲属关系，便于形成分工受贿的意图；外界对受贿人之间受贿意图的形成和存在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接受侦查讯问中，亲属基于利益的关联性，一般只承认自己收受了财物，不会承认将收受之事告知了工作人员。许某某案就是典型，中纪委、最高检、浙江高检，都将许某某案定性为受贿和滥用职权嫌疑，但宁波市检仅以滥用职权罪起诉，因为无法证明许某某对自己的妻儿收受他人700万元财物的明知。 因此，纪检检察很难取得共同受贿故意存在的证据，虽有行贿人证言、贿赂物证、公务关系证据，但无法满足受贿罪的认定条件。靠“心理战”等侦查技巧取得证据，不能有效地揭露、制裁和预防受贿犯罪，因此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制裁的成功率很高。据湖南省某检察院统计，判决有罪案只占受贿举报数的0.89％，而举报数仅是怀疑数的极小部分。 从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角度看，反贿的法律已经异化成受贿的诱饵。此类受贿的高成功率，已经成为受贿的催化剂，与受贿的“高压”、“高发”有直接关系。

一、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根据主观要件的基本要素，受贿故意由取得他人财物的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因素、意志因素构成。取得他人财物的故意和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关联性，基于请托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请托事项这一事实，产生收受财物故意和为他人谋取利益故意。取得财物的故意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之间应具有因果性，即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是原因，取得他人财物故意是结果；或者取得他人财物是原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结果。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利用亲属这个中间环节，把受贿犯罪复合行为分解为两个单一行为，一是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另一个是家属负责取得财物，这两个行为，由一个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引，但这个共同的犯罪故意，存在于两个以上犯罪嫌疑人之间，因此必须从工作人员与亲属两方面考察共同受贿故意的内容。
（一）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司法实践中，亲属一般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第一，请托人把行贿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看朋友、老领导、老邻居、老同学等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利用了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第二，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事实真象，以免节外生枝，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不具有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因为亲属始终不知道客观上自己是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主观上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意思，所以不能认定共同受贿罪，而只能以受贿罪制裁工作人员。
亲属打着工作人员的旗号，向请托人索要或勒索财物，而工作人员并不知道，也没有“授权”，这能否认定为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可以，因为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方式是“虚拟的”，与工作人员本人利用自己职务之便不同，那是实在的。但是根据此种情况，并不能认定亲属的受贿罪，因为主体不合格。如果索要数额较大，可定诈骗罪；如果勒索数额较大，可定敲诈勒索罪。
亲属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五层含义：请托人给我这笔财物，目的是为了利用工作人员的职权；如果我收下这笔财物，可能促成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果工作人员没有拥有请托人所需要的职权，请托人不会给我送交财物；作为权钱交易，我能占有这笔财物；占有这笔财物是由自己和工作人员共同完成的。
从实践中看，亲属对自己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明知，有以下几种形式：第一，按生活常识得知，请托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时，虽然请托人没有言明真实意图，但是亲属明白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权的目的，送礼人不明讲，是为了避免某些麻烦，大家心照不宣。第二，请托人明确告知，自己有事想请工作人员帮忙，希望亲属在工作人员面前“美言”。第三，工作人员告知亲属，有人找他办事，如果请托人来送财物就收下；甚至暗示亲属在请托人没有主动送礼时，可以适当地提示请托人。第四，按惯例而明知，请托人在送礼时没有明确告知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工作人员也没有告知亲属请托人的意图，但请托人、工作人员和亲属在以前有过类似的“合作”。第五，经第三人提醒，亲属明白请托人的真实意图。
（二）亲属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决意
如果亲属明知请托人利用工作人员职务之便的意图，作为后续心理活动，会出现三种状态：拒绝请托人的请求；对请托人的请求不置可否，既不表示愿意帮忙，也不表示拒绝，实际上是婉拒，或者亲属害怕工作人员批评而不敢表态；承诺或默认为请托人“说话”。
用什么标准衡量亲属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主要有二种方式：如果亲属明确答应请托人，就形成了决意；如果没有明确答应，则看亲属是否收受了财物，如收下，则表示有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当然，亲属把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贯彻到底，要看亲属是否向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人的意图。这个转达程序的完成，明示或暗示皆可。
（三）亲属确实知道收受的财物为贿赂
与利用职务之便相联系，亲属如果明知请托人想利用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那么必然对所收受的财物的性质是明知的。“从司法实践看，行贿人向公职人员家属交付财物时，其家属不明来意时，一般都会表明其意图，明确提出请托事由，而不会放下财物不明不白地离开。因此，家属出面接受财物，对行贿人的目的意图是知道的，财物的贿赂性质是清楚的。” 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还必须种排除四种情况：第一，亲属与请托人以前是亲朋关系，也没有权钱交易的先例，请托人送交财物可以理解为礼尚往来。第二，请托人将财物送交亲属时，伪称请其代管或托管；亲属在不太长的合理期限内占有送交的财物，不管请托人的真实意图如何，亲属的主观状态可以理解为暂时保管。第三，请托人把贿赂的用意隐藏得很深，只是以朋友名义给亲属送礼，请亲属代收并转达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知道亲属收受礼物后，并没有向亲属挑明请托人的真实用意，那么，亲属可能始终不知道自己收受的是贿赂。第四，工作人员要求请托人把贿赂交给自己的亲属时，不要暴露财物的贿赂性质，亲属很可能一直以为是朋友的馈赠，从而对贿赂的性质没有明知。
亲属对贿赂性质“明知”形成的分类：与工作人员预谋而明知；应工作人员告知而明知；应请托人告知而明知；应第三人告知而明知；按先例而明知；因猜测而明知。
（四）亲属形成了占有贿赂的决意
亲属形成对贿赂的明知以后，不一定形成受贿决意，只有当他最终接受财物并处置财物时，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这种决意的形成，除了亲属自己陈述和辩解外，外人是无法知道的，只在通过亲属的行为来判断，这就必然涉及亲属受贿的客观方面。形成决意的判断标准有二：亲属收下请托人的财物；以处理自己财物的方式处理该财物，例如把货币类财物，以自己的名义存入金融机构，或者投资，或者捐赠，或者购买商品。
（五）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
工作人员在利用自己职务之便时，显然是明知的，但在利用他人的职务之便时，是否明知既利用了他人的职务之便，也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工作人员只意识到其中之一，例如，甲工作人员受乙的请托，到丙工作人员处办事，甲可能认为这与自己的职务行为无关，或者认为丙工作人员是看在甲自己的面子上为乙办事，又没有接受乙的请托和财物，也不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那么，认定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应以明知利用自己职务之便还是明知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为标准？笔者认为，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必然同时利用了自己的职务之便，刑法第383条强调“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原因就在于此。客观上如果只利用本人职务之便，谋利行为就不能完成，反之，如果只利用他人职务之便，也不能达到谋利目的，因此必然认定同时利用了本人和他人的职务之便。司法实务中把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作为免证事实对待,根据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认定其有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这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一致，出现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的矛盾，但是不能以工作人员不知利用了职务之便作为规避第383条的理由，实务中回避了这一矛盾。如何在理论上化解这一矛盾？笔者认为，可以把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的“不知”理解为误解，因为刑法并不因为误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因此利用职务之便时便有利用职务之意，利用他人职务之便时也有利用自己和他人职务之意。
利用职务之便的明知的内涵是什么？即工作人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权钱交易，将损害自己的廉洁性和公务处理的正常秩序。如何界定工作人员产生了利用职务之便明知的时间？有二种情形：如果请托人直接向工作人员请求，明知就随之产生；如果是向第三人如亲属请求，随第三人向工作人员转达请求时产生。
（六）工作人员对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
认识到请托人或亲属要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但是工作人员不一定就真正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有一个选择的过程，有二个相反的选择结果：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同意，意味着形成了利用职务之便的决意。这种同意既可是明示，也可以是默认。
（七）工作人员对贿赂性质的“明知”。
在客观实际中，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明知”，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与亲属预谋：工作人员与其亲属在实行共同受贿行为以前，进行了预谋，那么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知道。与请托人亲自约定：工作人员与请托人约定，满足请托人的要求，同时为了财物收受的便利，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自己的亲属。亲属告知：起初工作人员不知道请托人行贿的意图和行为，请托人将财物交给工作人员亲属后，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亲属让工作人员了解了这一情况。请托人告知：请托人事先没有向工作人员打招呼，将财物送给亲属之后，将这一情况在适当时候以适当形式，让工作人员知道。亲眼看见：工作人员与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没有预谋，在请托人向自己的亲属送交财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亲眼看见了这一行为。亲耳听说：工作人员与他人交往时，偶然听到请托人向自己的家属送了财物，如请托人与第三人说起，或请托人与自己的亲属说起，或自己的亲属之间说起，或第三人之间说起。惯例行为：在某个具体的请托人行为中，请托人、亲属和第三人没有告知工作人员收受财物的情况，但是在以前的生活和工作中，形成了一个请托惯例，例如，在第一次托过程中，请托人找到亲属，并送给财物，然后由亲属向工作人员说情，从而办成了事情，今后只要亲属很乐意为某个人办事，就知道亲属得到了好处；或者在第一次请托过程中，请托人先给亲属送交财物，然后去找工作人员办事，并暗示送交财物的行为，从而办成事情；今后只要同一请托人办事，请托人虽然没有暗示，但工作人员知道惯例，从而顺利为请托人办事。 猜测得知：工作人员根据请托人或者自己的亲属的言行举止，结合当时当地的背景以及其他情况，猜测自己的亲属得到了或将得到好处 。偶然发现：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偶然发现自己亲属的财产状况发生了变化，经过间接了解，得知是请托人送交的财物。
（八）工作人员占有贿赂的决意
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财物以后，不一定实施受贿行为，只有具备了下列情形之一，工作人员才形成占有贿赂的决意：使用或者处置贿赂；承诺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实际地为请托人谋取利益。

二、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证明是检察机关很难突破的堡垒
（一） 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故意的特点
因为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亲缘关系，其共同受贿故意有明显的特征：
便利性：由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就生活在一个家庭里，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空间上，都有沟通的较好条件，达成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比较方便。甚至只通过一次交谈就形成了，二者之间既不要谈条件，也不必借助第三者，更不要借助复杂的物质基础，基本上是“嘴上功夫”。
简洁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之间的信用关系，以及相互之间生活气息的熟悉，一句简短的话、一个简单的手势，甚至一个眼神，就能达成一个共同受贿的故意。 如果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的先例，在后继的受贿犯罪中，工作人员和亲属达成新的犯罪故意非常容易，在一个亲属共同受贿案的侦查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你代请托人向你父亲请求时，是否把收受贿赂的事情告诉了你父亲？答：没有。问：那你父亲为什么愿意为请托人谋利？答：父亲说过，没有送礼的就不要理他！这里，女儿只要请父亲办事，父女之间就达成了受贿的共同故意。而在普通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共同故意要经过较长时间和较多环节才能达成，首先犯罪嫌疑人之间要取得犯罪技能的了解，然后在犯罪的目的、手段、时间、地点、犯罪工具、联结方式、具体分工、赃物分配等方面都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共同故意。
封闭性：按辩证唯物主义的侦查观点，犯罪过程总会留下特定的痕迹，工作人员与亲属再狡猾，也必然会留下共谋的蛛丝蚂迹，这就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可能。但是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不仅是隐晦的，而且是封闭的。工作人员与亲属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他人不能随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贿犯罪意图形成过程，外人不能轻易看到；在侦查过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里留下什么有形证据，也易及时处理，不至于让侦查机关拿到有罪证据。
稳定性：基于工作人员与亲属是特殊关系，一旦形成犯罪意图，就能比较稳定地存在，甚至成为一种惯例，配合默契，并不因众多的受贿分子落网而恐惧而放弃。而在普通犯罪中，共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犯罪故意不可能稳定地存在，甚至犯罪集团之间的共同故意也不能达到这一境界。
（二）共同受贿故意很难证明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反贪斗争的强化，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形成或强化了某些特征：首先是单一性。受贿犯罪相对于其他犯罪，其证据有明显的特殊性，按刑法第42条的标准，一般只有四类：物证如受贿的赃物；书证，如行贿金额的记载、存款单、有价证券、产权证明和消费卡等；证人证言，如第三人的证言；供述和辩解：即请托人、亲属和工作人员的供述和辩解。在证据种类上比一般的七类少得多，这就决定了受贿犯罪比一般犯罪的取证难。从司法实践看，后三类又是四类证据中的主要来源，这三类可归结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的特点是它的无形性，一般不会形成物理意义的证据，取得证据和固定证据相对困难，在所有的犯罪和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是最难得到和判断的一种证据，也是最关键的证据。现在的贿赂犯罪，基本是一对一的形式，除行贿受贿双方以外没有第三人在场，所谓“三人不办事”，有些犯罪分子为了进一步掩盖犯罪，还演“双簧”，例如，请托人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行贿，有意无意让他人看到，工作人员坚决不受，把贿赂如大额现金当场退给请托人，还严厉批评和警告请托人，事后，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地向领导和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事情经过，暗地里却又把贿赂拿过来。甚至有一个税务巨贪，还把这些“拒贿”事迹编成剧本巡回演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不仅不存在受贿证据，而且还有拒贿的证据，检察机关更难查实。其次是证明动力的稀缺性。绝大部分犯罪，都有特定的受害人，因而受害人的举报和证明是重要的证据来源，但是，“难以获得关于官员受贿的有用情报是一个基本问题，多数受贿罪本身就具有隐蔽和串通的性质，因此，通常很少有人控告。行贿受贿不会招致举报，因为双方都有罪，而且都从非法活动中捞到了好处。在敲诈勒索中，有一方可能是不情愿的，但也不会提出控告，因为公民对反腐败斗争缺乏信心。” 同时，请托人和工作人员作证时都有顾虑，从犯罪的关联性看，他们似乎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两个蚂蚱”，无论受贿人还是行贿人，其有罪的供述和辩解，既能证明对方有罪，也证明自己有罪。因此行贿和受贿双方一般都不会主动举报对方，甚至在侦查过程中，如实回答的顾虑仍然较大。最后是不稳定性。在侦查初期，除行贿、受贿双方的供述或证言外，大都没有其他证据，“由犯罪嫌疑人说了算”。言词证据来源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反映，最初表现为证据主体对案件客观事实的感知基础上的映象，外化为言词形式，这个过程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能动活动，因此可能受到生理、心理、时间、地点、记忆能力、表达能力和利害关系等因素影响，可能出现偏差，对案件事实的陈述往往发生变化，甚至截然相反。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和证言的这种不稳定性，使证据本已单一的贿赂犯罪更加真假难辨，证据链条更加脆弱。
如果说受贿犯罪的证据难以取得，那么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证据取得是难上加难。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嫌疑人，智商和文化层次较高，见多识广，心理素质较好，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正是看到了这个“漏洞”和“优势”，犯罪时以此作为规避法律的希望，案发以后，工作人员声称不知道亲属取得了请托人的财物，没有受贿的故意，不构成受贿罪，只承担对亲属教育不力的行政责任和党纪责任，从而逃避刑事制裁。
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中，共同受贿故意的证据最难获得。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主要有三类，其中请托人的言词证据和亲属收受财物的物证，相对比较容易收集，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请托人在行贿以后，会产生法律制裁恐惧感，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所在单位产生了或者存在过公务关系，因此一旦被检察机关传唤，其心理防线相对容易突破。其二，在强势侦查压力下，请托人有向检察机关作证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来说，请托人的行贿是被迫的，在心底对受贿行为有看法；请托人向检察机关作证，可以依法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自己刑事责任的依据，这与诉辩交易有相似的地方。 其三，亲属收受的财物情况，通过搜查和银行调查等措施可以掌握。总之，请托人的行贿行为和亲属收受财物的行为，客观上会产生一些社会联系和客观事实，这些联系和事实把请托人、亲属、工作人员和公务单位联系起来了，犯罪嫌疑人不能轻易隐瞒这些联系，为证据的获得提供了客观基础。
检查机关尽管找到了赃物，国家公务人员的亲属也承认接受了财物，请托人也承认自己行贿的行为，请托人与工作人员有公务关系，三个证据相互结合，形成了受贿犯罪的一段证据链条，但是仍然不能证明共同受贿犯罪构成的重要因素——工作人员对亲属收受财物的明知。因为在以上三类证据中，能证明工作人员知道贿赂的只有请托人的证言，分二种具体情况，第一，如果请托人把亲属接受财物的情况告知了工作人员，那么请托人就这个过程和内容的陈述是直接证据；第二，如果请托人没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员，而是亲属承诺代为告知并代为说情，请托人就这一过程与内容的陈述是间接证据。根据这个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不能确证工作人员明知亲属收受了财物，就不能确定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请托人的证言与工作人员及其亲属的辩解属于同一证据类型，其证明力相同，因此，就工作人员对亲属财物的认识状态的证据之间的矛盾是明显的。其二，孤证不能定罪原则，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同样适用，在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中，共同受贿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证事实，也是案件定性的关键，因此必然有充分证据证明。 不能认定共同受贿故意，就不能认定其受贿罪。如果没有造成国家和社会的重大损失，渎职罪也不能认定，其亲属也不构成受贿。如果其亲属没有索贿行为，也不能构成诈骗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损失，是收受财物作为非法所得没收，受贿犯罪的风险化解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