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评聘专业技术职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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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界定

江礼华


新刑法第93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是刑事立法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及哪些人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所作的立法解释。上述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上的纷争，同时明确地规定了“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应当说，其科学性和实践操作性较之旧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由于立法时没有对“公务”的含义，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加之理论界观点不一，认识分歧，因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屡屡发生歧义，直接影响了刑法的适用。当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同志，都急切地企盼有解释权的机关能尽早就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所涉及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以便统一思想、统一执法。本文仅就如何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有关问题，略陈管见，以供参考。
一、关于以什么标准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以什么标准界定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当前极具争议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是一种职务性犯罪，所以国家工作人员应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资格身份，这是其从事公务的前提，故主张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应以行为人是否具有上述资格身份来确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主张在确定行为人是否是国家工作人员时，应以其是否从事公务来界定，无论行为人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只要是依法从事公务者，即应视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列。
事实上，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并非始于刑法修订之后。早在1995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之后，在如何界定公司、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上，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便存在了严重的分歧。例如，1995年11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侵占和挪用公司、企业资金犯罪案件适用法律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企业中的管理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公务论”。此后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12月25日颁布了《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中规定：公司、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权，并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这是典型的“身份论”，得到了理论界部分专家、教授的赞同和支持。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不同，不仅进一步导致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执法的统一。
当前，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上的纷争，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后在如何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和争论的继续。它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一个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问题。
笔者认为，“身份论”和“公务论”都各有一定的道理。“身份论”的最大优点在于可以防止人为地将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扩大化，与新刑法第93条缩小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规定精神较吻合。而“公务论”的好处在于有利于打击犯罪，与当前犯罪的实际情况较为贴切。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片面地强调“身份”或“公务”，都难免有失偏颇。因为事实上，“身份”和“公务”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两大要素，二者是难以截然分开的有机整体。从理论上讲，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首先应具有一定的资格身份。这种资格身份，在我国大力推进人事制度和用人制度改革的今天，不能片面地理解或强调为是仅指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而言，它还应包括依法取得从事公务的一种资格。而这种资格身份尽管有长期性的，有临时性的，其取得的方式也各异，如通过任命、聘任、委任、派出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被选举、被任命或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等，但都有一个客观存在和依法取得的问题。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身份”，从事公务便无从说起。换句话讲，“身份”是从事公务的资格，没有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公务。而“从事公务”则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如果抽去这一实质性问题，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不复存在。可见，在国家工作人员问题上，“身份”和“公务”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再者，从法律的规定上看，我国刑法第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规定中，亦是将“身份”和“公务”融为一体的。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显然，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理应是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过去叫“干部”，现时称国家公务员），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国家机关中工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如工人、勤杂人员等，其从事的事务，也不可能是“公务”，故不能将他们纳入国家工作人员之列。第2款规定的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也就是“准国家工作人员”的问题，包括以下三类人员：（一）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从法条规定的精神来看，上述“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也是“身份”和“公务”相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身份，他们或是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之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或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如果不具备上述身份，便没有资格去从事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其次，具有上述“身份”的人员，所从事的必须是“公务”而非“劳务”；否则，亦不能成为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必须把“身份”和“公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可偏废。而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标准，既非“公务论”，也非“身份论”，它只有一个，即刑法第93条的规定。这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唯一的法律标准。当前，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范围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并非是“身份论”和“公务论”孰对孰错的问题，而主要是对刑法第93条的规定认识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如何正确理解条文精神，是我们正确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关键。
当前，在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精神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同认识和分歧。其中，尤以以下两个问题为突出：一是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公务”指的是什么性质的公务，“公务”和“劳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二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指那些人？因此，搞清上述问题，无疑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精神，从而正确地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
二、关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问题
“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属性，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的核心因素。因此，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公务”的性质和含义，乃是我们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什么是公务？从词义上讲，所谓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而言。它包括国家性质的公务和集体性质的公务两大类。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它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特点。而集体公务，则是指集体单位、群众性组织中的公共事务。它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等特征。
那么，刑法意义上讲的“公务”，是指什么性质的公务呢？有人认为，公务是泛指一切公共事务，既然刑法第93条中没有限定公务的性质，那么就应理解为既包括国家公务，也包括集体公务在内。所以主张将那些依照法律规定选举产生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如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等，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第1款明确地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而这一法定概念已清楚地界定了“公务”的性质、范围，即只能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刑事立法时就没有必要将国家工作人员表述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了。显然，立法者之所以这样表述，其意之一在于将那些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从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中划出去。如果这样的理解符合立法精神，那么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不应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只能是那些传统的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从事国家性质公务的“原国家工作人员”，才有资格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否则，前后矛盾，于理不通。再者，从第2款规定的精神上看，立法者的意图亦不是将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或受上述机关单位委派，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国家性质的公务人员之内。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公务”，无论第1款中讲的“公务”，还是第2款中讲的“公务”，都只能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从事集体公务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委派或依法委托者外），无论其是否是依照法律规定选举的，均不应视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这些人贪赃枉法，触犯刑律时，构成什么罪，就定什么罪。
此外，在界定国家工作人员范围时，还须严格划清“公务”与“劳务”的界限。何谓“劳务”，当前众说纷纭。有人说，“劳务”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而有的人则认为，“劳务”是指以劳动提供的服务性活动；如此等等。由于对“劳务”的认识和理解不一，故有的同志主张将国有单位中的售票员、营业员、收款员、推销员等亦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内。而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尽管其职业活动也是经手、管理国有单位的财物，但其从事的并非公务，而是劳务，故主张不应将这些人也纳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
那么，究竟什么是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所谓劳务不单是指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体力性活动，它是一个泛指，凡一切以劳力为主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社会服务性的活动，都叫劳务。它与公务的根本区别在于：这种活动不具有国家权力性、职能性和管理性。从事劳务的人员不是国家管理意义上讲的管理者，而是被管理者。国有单位中的收款员、售票员、营业员、推销员等，尽管也经手、管理国有财物，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活动，主要是靠提供劳力来实现的，是在管理者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之下进行的。因此，不能也不应将这些人划入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否则，便人为地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势必会出现扩大刑法打击面的危险。
三、关于如何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问题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极具分歧，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搞清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否应当限定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管辖或管理范围内。
对此问题，理论界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刑事立法时，立法者把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相并列，说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一个泛指，即指除法条上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之外的，其他一切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些人无论是否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只要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即应纳入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而有的同志则认为，从刑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的精神来看，“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是限定了范围的。第2款规定了三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违背第1款规定的精神。因此，主张对“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不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是一个没有范围的泛指，而是指除法条上已明确列举的两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情况外，其他一切在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既然刑法第93条第1款已将国家工作人员限定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够得上“准国家工作人员”的也不应太离谱，亦应是指那些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非国家工作人员而依法从事公务人员。这点在刑法第93条第2款明确列举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两种情况中，已作了充分的说明。所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应当有个范围限制，否则它将是一个无底洞，可以任意把一切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囊括进去，从而导致扩大刑法打击面的恶果。
其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中讲的公务是否包括集体公务。
如前所述，根据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应当是国家公务，不包括集体公务在内。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所从事的公务，亦应当限定在国家性质的公务之内。否则，便会出现前后规定自相矛盾的情况，使法律的严肃性遭到破坏。有的同志极力主张将村（居）民委员会负责人亦纳入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其用心是好的，尤其是当前农村中一些地方村委会负责人违法乱纪、受贿、侵占、挪用集体款物的现象较为严重，农民们怨声载道，确实应当加以治理和依法予以制裁，以维护广大农民个人和集体的利益。但村民委员会不是国家设置的一级政权机构，村委会负责人虽是依据法律选举产生的，但他们所从事的是集体公务，而非国家性质的公务。如果硬性将这些人上升为国家工作人员范围之内，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不仅缺乏理论根据，而且也有悖于刑法第93条的规定，于情、于理、于法都欠妥。
第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搞清上述两个问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是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一）必须是依法从事公务；（二）必须是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三）从事的公共事务必须是属于国家性质一类的公务。符合上述条件的，即可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否则，则不宜视为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之列。
四、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
根据新刑法第93条的规定，我国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简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工作人员；二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亦称准国家工作人员。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那么，哪些人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国家机关及其范围。所谓国家机关，是指国家为行使其职能而设立的各种机构，是专司国家权力和国家管理职能的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从国家学说上讲，国家机关，即国家政权机关，它包括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军队中的各级机关。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宪法明文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从广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机关应纳入国家机关的范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实现同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民主团体和爱国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机关。从严格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是国家机关。但由于人民政协主要担负着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能，它同国家权力机关的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直接左右或影响权力机关的决策与活动。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人民政协不同于人民团体。因此，人民政协各级机关中的专职工作人员，亦可以列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
1、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3、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4、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5、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7、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二）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即准国家工作人员。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及国家控股的股份公司。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从事生产性、经营性的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新闻、广播电视、出版等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青、工、妇等人民群众团体。
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委派”，是指委任和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只要具有合法被委派的身份，即应视为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3、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
司法实践中，在界定“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范围时，应当紧紧地扣住这类人员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凡具备这三个条件，且不属于刑法第93条第1款和第2款列举的前两种情形的人员，即可以纳入“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


【作者简介】江礼华，教授、副院长，100041（北京）国家检察官学院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政府


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会议议事规则》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金沙新区、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直属单位：
　　《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会议议事规则》已经市政府十届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O一二年四月九日



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七台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国务院工作规则》和《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市政府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按照“尽职责、强作风、求实干、促发展、重学习、提素质、讲团结、争合力、抓廉政、树形象”的原则，加快推进法治型、效能型、责任型、学习型、廉洁型政府建设。
　　第三条 市政府工作标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推进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第二章 组成人员职责

　　第四条 市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
　　第六条 常务副市长协助市长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市长出国访问或外出时间较长，常务副市长主持市政府工作。
　　第七条 副市长协助市长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范围内的工作。受市长委托，可牵头负责协调跨分管范围的工作或其他事项，可代表市政府进行外事活动。
　　第八条 秘书长协助常务副市长处理市政府日常事务。
　　第九条 副秘书长按照分工协助副市长工作。
　　第十条 市政府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本部门工作。各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和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职权范围内履行行政职责。
　　第十一条 市政府领导及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要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要亲自阅批群众来信，对信中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解决，确保信访渠道畅通。

第三章 政府职能



　　第十二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加快转变职能，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理顺部门分工，强化区县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
　　第十三条 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主要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发展对外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发展、就业增加、物价稳定和财政收支平衡。
　　第十四条 加强市场监管，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实行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第十五条 认真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妥善处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加强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区建设，培育并引导各类民间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作用。建立健全统一、高效、科学、规范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处置、保障和防控体系，全面提高政府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及灾害造成的损害，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第十六条 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加注重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创造发展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构建和谐社会上。建立健全公共产品和服务监管的绩效评估制度，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究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 决策机制

　　第十七条 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充分发挥智囊机构和专家学者的咨询、参谋作用，自觉运用前期预测、效益评估、公开招标、比选择优等科学决策手段，不断优化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开展经常性的民情民意调查，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定期进行抽样调查和其他形式的调查，以此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八条 完善民主决策机制。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一般应提供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方案。市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根据需要可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九条 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市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发展规划。特别重大事项，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请市委决定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五章 依法行政

　　第二十条 市政府及各工作部门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按照 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
　　第二十一条 市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时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文件。政府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审查和解释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承办，并依法及时报省政府备案。
　　第二十二条 涉及规范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行为的规范性文件，必须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规范的程序和明确的标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自由裁量权。
　　第二十三条 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及时报送市政府备案，备案登记和审查工作由市政府法制办负责处理。
　　第二十四条 深入推进行政复议权相对集中试点工作，创新行政复议工作机制，依法解决行政纠纷，充分发挥行政复议主渠道作用。
　　第二十五条 逐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强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第二十六条 市政府各部门要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和监察、审计等部门的专项监督，自觉接受市人大、市政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对监督中反映的问题要认真解决，及时整改。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及时向市人大和市政协通报工作情况，征询意见。对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提出的书面意见和提案，要高度重视，认真办理，不断提高办结率和满意率。

第六章 政务公开

　　第二十八条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事项外，市政府及各部门所掌握的政府信息应当通过有效途径向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人公开。
　　第二十九条 对事关全局的重要事项、公众普遍关注的有关事项，应当实行决策前公开和实施过程的动态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第三十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和市长办公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新闻媒体应及时报道。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除需要保密外，应及时公布。
　　第三十一条 继续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充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的作用，及时、准确、充分地公开政府信息。
　　第三十二条 具有审批职能、对外服务的“窗口部门”，要精简审批程序，规范操作流程。继续完善政务服务中心职能，推进“一个窗口”对外、“一条龙”审批、“一站式”服务，并按电子政务的要求逐步实现网上办理。
　　第三十三条 聘请政务公开监督员，设立政务公开群众举报电话、举报箱，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应当及时给予处理，并做好解释答复工作。

第七章 会议制度

　　第三十四条 市政府会议由市政府例会和其他会议构成。市政府例会包括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市长工作情况通报会议和市政府专题会议；其他会议包括综合性会议、专业性会议、临时性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等。
　　第三十五条 市政府全体会议由市政府组成人员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全体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大事项，总结和部署市政府的重要工作。市政府全体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
　　第三十六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由市长、副市长、秘书长组成，由市长召集和主持。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法制办、监察局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主要任务是：讨论规范性文件制发，分析经济形势，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讨论决定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第三十七条 市长办公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其他相关的市政府领导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市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处理市政府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紧急事项，传达国务院和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和讨论重要事项贯彻落实情况，通报和讨论市政府其他事项。
　　第三十八条 市长工作情况通报会议由市长或市长委托常务副市长召集和主持，副市长、秘书长、副秘书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市长工作情况通报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报各战线工作情况及主要问题，安排部署战线重点工作。市长工作情况通报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第三十九条 市政府专题会议由市长、副市长主持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处理市政府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受市长、副市长委托，秘书长、副秘书长可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协调解决市政府决策贯彻落实中出现的具体问题。
　　第四十条 市政府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由市长签发；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由主持会议的分管副市长签发；受市长或副市长委托，由秘书长或副秘书长主持召开的专题会议所形成的纪要，经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审核后报市长或副市长签发。
　　第四十一条 提请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的议题，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协调一致后提出，经审核后报市长确定。会议组织工作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会议材料和议题一般于会前3日内送达与会同志。如对议题有分歧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第四十二条 市政府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认真做好参会准备，不能出席会议的，要向会议主持领导请假。
　　第四十三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要减少数量，控制规格，严格审批。应由各部门召开的全市性会议，不得要求以市政府名义召开，不邀请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出席，确需邀请的须报市政府批准。

第八章 公文审批

　　第四十四条 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公文，应当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除市政府领导同志交办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绝密事项外，一般不得直接向市政府领导同志个人报送公文。各部门报送市政府的请示性公文，部门间如有分歧意见，主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应主动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列出各方理据，提出办理建议。
　　第四十五条 区县和市政府各部门报送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政府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或转有关部门提出办理意见后，按分工报市政府领导审批。重大问题，报送市长审批。
　　第四十六条 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人员任免由市长签发。
　　第四十七条 以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下发的重要文件，由市长签发。其他文件视重要程度分别由分管副市长、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签发。
　　第四十八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进一步精简公文，提高质量。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由部门自行发文或联合发文，不得要求市政府批转或市政府办公室转发。

第九章 督办落实

　　第四十九条 市政府根据每年经市人代会批准的有关报告，结合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阶段性工作目标。各部门要按照市政府下达的工作要点，进一步细化任务，认真组织落实。
　　第五十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督办市政府的重大决策和各阶段的重点工作，负责下发年度督办要点，及时进行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十一条 各承办单位具体负责督办检查事项的落实工作。对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办理结果，由牵头单位负责综合反馈，及时报市政府办公室呈送市政府有关领导。
　　第五十二条 对情况复杂、落实难度较大的重要工作，市政府领导成员要亲自抓落实，不搞层层批办。对跨部门或职能交叉的重要工作，分管领导难以协调解决的，应及时提交常务副市长、市长或市政府有关会议进行协调落实。
　　第五十三条 督办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进行考核。
　　第五十四条 市政府办公室定期通报市政府确定的重要工作落实情况。

第十章 政府建设

　　第五十五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廉政建设的规定。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利用特殊身份拉关系、谋私利。不准干预组织、人事部门进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不准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和程序干预各类市场经营活动。
　　第五十六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地方的送礼和宴请。对越权办事、以权谋私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第五十七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不准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准违反规定在经济实体中兼职或从事有偿中介活动，严禁利用权力为经济实体谋取非法利益。
　　第五十八条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拍卖、使用权转让招标、挂牌、国有产权交易进入市场制度，保证交易公开、公平、公正。
　　第五十九条 加强对行政审批等权力运行的监督，落实好重要岗位人员轮岗、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等制度。
　　第六十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奢侈浪费行为。下基层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和随行人员，简化接待。
　　第六十一条 市政府领导同志一般不为部门和区县的会议活动等发贺信、贺电，不题词，原则上不出席由部门和地方组织的庆典、剪彩及地方节日等活动。确需领导参加的活动，由活动组织部门报市政府办公室协调安排。
　　第六十二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要积极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努力学习理论知识、科技知识、法律知识和各项业务知识，密切关注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路子，不断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努力提高执政能力。
　　第六十三条 坚持调查研究制度，倡导各级干部深入企业、社区和农村，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第六十四条 市政府领导成员每年亲自撰写1—2篇具有指导意义的调研考察报告，调研题目由市政府领导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自行确定。
　　第六十五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善于发现、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影响稳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掌握重大社会动态和可能出现的紧急重大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
　　第六十六条 市政府组成人员必须坚决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在内部提出，不得有任何与市委、市政府决定相悖的言论和行为。未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的重大问题及事项，不得在个人讲话或文章中擅自对外发表。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市政府领导同志的批示，未经领导同意，不得对外泄露。
　　第六十七条 严格执行《公务员法》，加强公务员培训工作，完善考核奖惩制度，促进公务员队伍素质全面提高。
　　第六十八条 完善请示报告制度和请假制度，严格遵守各项政务纪律。各部门和各区县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重要情况和重大事件，对职权范围之外的重大问题要按规定程序及时向市政府请示。各级政府领导外出应按规定请假。
　　第六十九条 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出国（境）有关规定，从严掌握外事出访。出访考察要有目的、重实效，减少一般性考察，团组规模精干合规。出访考察结束后要向市政府提交考察报告。
　　第七十条 市政府及各部门要提高行政效率，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要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办理，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