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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解读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读后

立民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的一部法律史专著。本书自1983年出版以来，获得了法学界的极大好评。牛津大学马德格伦学院研究员艾伯特逊指出，“无论我们对伯尔曼所谓西方法律传统的现实及其危机有何看法，我们必须认真地看待他对发生于11世纪末到13世纪末的法律变化的分析。不管人们多么不同意他的解释，该书的巨大容量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法律制度，并对它们加以比较方面，伯尔曼可谓游刃有余，无与伦比。” 旧金山大学法学教授威廉•巴塞特称《法律与革命》是“一部极富论战性且深掘历史的力作”“伯尔曼是社会主义法特别是苏联法律制度、当代法理学和商法诸领域公认的杰出权威，他就是以这样的优势写作本书的。在现存的美国法学家中，能够广博地汇集编年史写作任务的，诚可谓非伯尔曼莫属。”“伯尔曼这部书的不朽贡献不仅仅在于由于他对法律史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彻底批判，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一批判的必然结果，伯尔曼成功地重新激起法律家们对我们法律遗产中最基本问题的兴趣”
倾注了伯尔曼四十多年心血的《法律与革命》，集其在中世纪早期罗马法和教会原始材料以及在知识传播中的近五十年认真批评性的学术成就，将一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历史清晰地归纳整理出来了。伯尔曼这部洋洋洒洒70万字（据中译本）的巨著为人们（特别是为正在思考法治问题、探索法治之路的中国人）解读西方法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一、 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
伯尔曼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教皇的革命和教会法；第二部分是西方世俗法律制度的形成，即关于西方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商法和王室法的形成。贯穿全部研究的主题是：宗教法是最早的国际性法律体系，它对全部西方法律制度具有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循着伯尔曼的思路，先把握他对西方法律传统特征的表述。
（一） 西方的界定。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被称为“西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制度、价值和概念，并被有意识地相传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何谓“西方”包括西方文化，自然成为《法律与革命》一书首先重点讨论的问题。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是不能借助罗盘来找到的。地理上的边界有助于确定它的位置，但这种边界时时变动。西方是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它意指历史的结构和结构化了的历史两个方面。伯尔曼强调，在1050——1150年之前的欧洲和此后的欧洲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断裂。他指出，像欧洲历史的大多数研究者所做的那样，在开始叙述格列高利改革，授职权之争和通常所谓的中世纪盛期或12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研究者必须从下列内容开始：凯撒的高卢战争，日尔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法兰克君主制的兴起，查理曼和阿尔弗列德大帝。从而，尽管某些人听起来可能感到奇怪，欧洲的日尔曼民族仍然是前西方的。伯尔曼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分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世界观。例如，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的西方都将所有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对其中的每一种成分进行了改造。
（二） 广义的法律概念。伯尔曼认为，像“西方”这个词一样，“法律的”一词也有其历史。法律曾被定义为“源于制定法和法院的司法判决”的“规则体”。然而，对于囊括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全部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任何研究和对于不仅关心书本上的法律而且关心实际运作的法律的任何研究来说，这样的定义都过于狭窄，因而遭到了伯尔曼的批评。伯尔曼指出，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法律的价值、法律概念与思想方式和法律规范。它包括有时称为“法律过程”的东西。伯尔曼认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因而，他主张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他强调，在法律一词通常的意义上，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它还是一种促成自愿协议的事业——通过交易谈判、发放证件（例如信用证或所有权文据）和履行其他性质的法律行为。实际运作的法律包括人们的立法、裁决、执行、谈判和从事其他法律活动。它也是分配权利和义务和由此解决冲突和创造合作渠道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这一广义的法律概念为伯尔曼分析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论工具。
（三） 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伯尔曼提醒人们注意以下两个主要的事实：第一，从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起，除以革命变革的某些时期，西方的法律制度持续发展达数代和数个世纪之久，每一代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进行建设；第二，这种持续发展的自觉过程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个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有机发展的过程。甚至过去巨大的民族革命，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1789年和1776年的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1640年的英国革命和1517年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最终也都放弃了对这些革命或革命的某些领导人所曾试图摧毁的法律传统的攻击。在伯尔曼看来，虽然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从16世纪开始变得越来越具有民族国家的色彩而更少全欧洲的色彩，但它们都保留了西方的特征。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教皇革命后得以形成的西方的法律传统。伯尔曼指出，欧洲各民族的法律制度中存在许多共同的纽带，都具有某些基本的分类方式。例如，它们全都在立法和司法间保持一种制衡，在司法中，全都在法典法和判例法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它们都明确作了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的划分。它们全都根据行为、故意和过失、因果关系和义务等概念分析各种犯罪。它们全都把民事之债明确或不明确地划分为契约、不法行为（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准契约）。存在着共同的政策和共同的价值。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特征概括为以下10个方面：
1、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2、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3、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4、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5、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6、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7、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8、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9、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10、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 不过，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10个特征只有4个即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某些人相信这种危机甚而在实质上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的终结。这里，伯尔曼再次表达了他在《法律与宗教》一书中所流露出来的担忧，“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着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 伯尔曼的一个一贯观点是，西方法律传统已处于危机之中。而期望通过寻根溯源，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也是伯尔曼创作的基本动机和动力。对我们而言，伯尔曼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机理的分析也许更具启发意义。
二、 西方法律传统的生成机理
卓越的法律史学家梅特兰曾经有句名言，“十二世纪是一个法律的世纪。” 同样，伯尔曼也将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定位于11世纪末至12世纪末。伯尔曼指出，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以前的阶段，西欧各种法律秩序中被使用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习惯、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并无差别。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为独特的结构。法律极少是成文的。没有专门的司法制度，没有职业法律家阶层，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著作。法律没有被自觉地加以系统化。它还没有从整个社会的母体中“挖掘”出来。只是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早期及此后，各种法律体系才首次在罗马天主教会和西欧各王国的城市和其他世俗政治体中被创立出来。
与泰格、利维突出资产阶级的兴起对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作用不同，伯尔曼则强调了教皇革命的意义。他指出，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早期，专职法院、立法机构、法律职业、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学”，在西欧各国纷纷产生，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主张教皇在整个西欧教会中的至上权威和主张教会独立于世俗统治。这是一场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发起的革命。将教皇革命及其所引发的教俗两个方面一系列重大变革视为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发展的基本因素，是伯尔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正是他的独特贡献所在。
伯尔曼指出，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领导下遍及欧洲的为神职人员利益而反对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权贵控制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会法的形成，而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导致了教俗两界的分离，由此所释放出的能量和创造力是极其巨大的。事实上，教皇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对立的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的确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西欧中世纪，自公元六世纪末教皇上升为政治势力以来，教会逐渐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恩格斯曾指出：在中世纪，教会占有土地几乎达整个西欧的三分之一），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伯尔曼指出，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它声称是一种独立的、公共的权威。它的首脑教皇有权立法，而且在事实上教皇格列高利的继承者也颁布了稳定连续的一连串法律；有时他们是以自己的权威颁布，有时他们是借助于召集的教会会议颁布的。教会还通过一种行政管理等级制度执行法律、教皇通过这种制度进行统治，就象一个近代君主通过其代表进行统治一样。更进一步说，教会还通过一种司法等级制度解释和适用它的法律。教会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诚如伯尔曼所言，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也不能使对立的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教皇革命以新与旧的妥协而告终。如果暴力是助产士，那么法律就是使小孩最终成熟的老师。……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说，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为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伯尔曼指出，在西方，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承认。人们常争辩说，君主可以制定法律，但不能专断地制定，他应受法律约束，除非合法地修改它。
王权与教权的冲突与战争也为近代民主宪政提供了最初的实验场所。例如，在英国《自由大宪章》（1215年）素来被称为英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而“无地王”约翰（1199-1216年）之所以签署这一限制君主权利的文件，恰恰是为了联合大封建主、骑士和市民阶级利益。在法国，历史上最早的三级会议的召开也是起因于王权为了在对教权的斗争中获得广泛的支持。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1294—1303年）公开反对教会向世俗政权纳税，法王腓力四世则针锋相对，禁止金银出口，断绝了教廷从法国得到了财政收入。为了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获取广泛的支持，法王腓力四世在1302年召开了由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市民的代表参加的“三级会议”，从此“三级会议”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伯尔曼看来，教权与王权的对立使政治权威被分成教会政权和世俗政权两个部分，而这又使多种司法管辖权成为可能。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是西文法律传统最突出特征。伯尔曼指出：“十二世纪初至十三世纪末是西文法律传统成形的时代，它有一个特点，即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刚刚建立的法律体系，形成多个司法管辖权并存的局面。许多刑事和民事罪行同时为教会法规和世俗政权的法律所涵盖，比如教士干犯的某些罪行，或俗人与教士或教会财产之间的诉讼，以及俗人之间发生民事纠纷，却向教会法庭求助。而在世俗法律制度方面，某些事情是皇室法庭或封建法庭都有权审理的。另外，违反庄园法的农奴如果逃到城市，一年后可以按照城市法获得自由，并豁免庄园法的追诉。生活在多种法律体系的人，事实上获得了额外多的自由。”
不仅如此，多种司法管辖权的存在也促进了法律的系统化、合理化。教会法体系和世俗法体系的格局，转而导致了在教会法律秩序内部各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复合体，而更特殊的则是导致了教会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辖权。而且，为了保持复合、对抗法律体系间的复杂的平衡，就必须使法律系统化和合理化。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伯尔曼还特别强调，传统西方法有高级的信念，政治权力机构制订的法律必须服膺高级法，否则不具有效力。国家应根据法律建立——第一部斯堪的纳维亚的法律著作就曾以这样的话开头。同时广泛传播的对法律统治的信念在理论上也是支持依法而治。这种信念即是，国王的臣民在某些情况下有权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伯尔曼分析道，首先，这种信念植根于世界本身服从法律的神学俗条；其次，这种信念植根于对每一种权力都施加了实际和理论限制的世俗和宗教权威的二元性；再次，法律至上的信念植根于在每一个王国内部世俗权威的多元性，尤其植根于王室、封建和城市政治体彼此之间存在的辩证紧张关系。这也是教皇革命彻底性的一面。最后，对法律至上的信念在封建等级中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密切联系，也与承认中央和地方当局之间以及官方和民众的管理机构之间辩证的互动关系相联系。封臣反抗他的领主的权利和农民基于庄园习惯而享有的权利，在发展出可用以对抗专制权力的法律意识过程中是重要的因素。透过伯尔曼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依法而治的信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是高级法的终极创造者，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即源于多元权威（以王权和教权为主）相互对抗的社会格局。
三、 权力制衡与西方法律传统：现实的思考
西方法律传统通常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一直到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法律传统，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如在中世纪尤其是在11世纪后，西方法律传统表现为多元法律体系的形成，世俗法与教会法的二元论，在世俗法内部还形成了管辖权的多元化；在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中，西方法律传统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如自然法的理念，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分权与制衡、契约自由、法治、政治多元化、人权等；在当代，西方法律传统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如个人本位向国家本位的转变、分权原则的动摇、公法与私法的相互渗透以及一些公私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此外，相对于其他法律传统而言，西方法律传统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二是法的相对独立性，即不受宗教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干预；三是法治，法在社会整个调整系统中占主导性地位。
事实上，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期应定位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末，以教皇革命为起点，教俗两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变革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得以产生的基础。因而教会与神学的作用是贯穿《法律与革命》的一个基本论题。通过伯尔曼的分析，我们知道，以教权和王权的二元对抗为主导的多元政治格局曾为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这种对抗与妥协实质上就是不同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因而权力制衡是西方法律传统产生的先决条件，也是法治产生的先决条件。这种权力制衡在教皇权高涨、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年代，表现为教权与各种世俗政权的对抗与妥协，这是伯尔曼观察西方法律传统的视角，而在泰格和利维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最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总之，在西欧，随着商人阶级为最早代表的中间层的崛起，法律体系应运而生。
其实，伯尔曼与泰格、利维所描述的分别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表现，在西欧民族国家的萌芽阶段，权力制衡主要是教权与王权，以及世俗权力内部不同权威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权力制衡主要是国家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在随后，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又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正是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权力制衡提供了法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架构。
以西方的法律传统为对比、参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律传统。
张晋藩先生曾将中国法律的传统概括为：（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二）恭行天理，执法原情；（三）法则公平、权利等差；（四）法自君出，权尊于法；（五）家族本位、伦理法治；（六）重刑轻民、律学独秀；（七）依法治官、明职课责；（八）纵向比较、因时定制；（九）立法修律、比附判例；（十）援法定罪、类推裁定；（十一）无讼是求、调处息争；（十二）诸法并存、民刑有分等十二个方面。 勿庸置疑，法自君出、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等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典型特征，因而可以将中国法律传统称之为人治型的法律传统。
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我们可以认定，权力制衡的缺乏是形成中国人治型传统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教权与皇权的对抗几乎从不存在。同时，世俗政权内部多元政治势力之间是对抗也由于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而未能出现。因而在中国伯尔曼所强调的、导致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因素没有出现过。麦迪逊曾经猜测，“中国在造就世界上最庞大、最持久的政治实体方面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功不能并存” 我们也可以这样认定，中国历史过于强大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存在与强调分权的现代型法制也无法并存。
另一方面，传统中国也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对抗。韦伯指出，“按照法律，家产制官僚机制直接统领小市民与小农民，西方中世纪时那种封建的中间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存在。” 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只是四种职业，而不是阶层，中国社会是一个职业分立而不是阶层对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 。何怀宏也认为，西周以后，社会不再是贵族与非贵族对称。 而在西欧，封建主义给西方社会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中间层 ，这个中间层的存在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法律传统。
透过西方法律传统形成机理的分析，会使我们深刻地领悟完善民主宪政、为国家机构注入制衡精神，以及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所具有的深邃涵义。



农业部


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

　　种植业是农业的重要基础，粮棉油糖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保障粮食有效供给是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和水资源约束日益增强，种植业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必须加快转变种植业发展方式，加强设施装备建设，优化种植结构，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增强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制定《全国种植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一、“十一五”种植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十一五”期间，中央坚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始终把解决好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各项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有效应对极端天气等多种自然灾害，粮食连年增产，种植业稳定发展。这为管理好通胀预期、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奠定了物质基础，为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取得的成就

　　1.粮食连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产量稳定增长。

　　粮食生产经受了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异常波动的农产品市场、异常复杂的外部环境等严峻考验，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粮食连续5年增产，产量连续4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7万吨、平均亩产331.5公斤，总产单产双创历史新高，分别比2005年增加6245万吨、提高22.1公斤。

　　棉油糖等工业原料作物生产总体呈稳定发展态势。2010年棉花总产量596万吨、平均亩产81.9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25万吨、提高6.6公斤；油料总产量3230万吨、平均亩产155.0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153万吨、提高11.7公斤；糖料总产量12008万吨、平均亩产4202.4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2556万吨、提高174.7公斤；桑蚕茧总产量386万吨，比2005年增加62万吨。

　　园艺作物生产快速发展，产品数量充足。2010年蔬菜总产量65099万吨、平均亩产2284.2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8648万吨、提高160.4公斤；茶叶总产量147万吨、平均亩产49.7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53.5万吨、提高4公斤。2010年园林水果总产量12865万吨、平均亩产743公斤,分别比2005年增加4030万吨、提高156公斤。

　　2.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农产品优势区域基本形成。

　　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深入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积极推进产业集聚和提升，形成了一批优势突出、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优势产业带。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形成14个产业带，生产集中度分别达到98%、88%、99%和81%。13个粮食主产省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5.4%左右，比“十五”期末提高2.2个百分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西北内陆三大优势棉区生产集中度达到99%，长江流域油菜优势产区生产集中度达到85%以上，桂中南、滇西南、粤西琼北甘蔗优势产区生产集中度达到93%以上，渤海湾和西北黄土高原两大苹果优势产区生产集中度达到87%以上。长江上中游、赣南-湘南-桂北、浙-闽-粤、鄂西—湘西四个柑橘产业带和一批特色柑橘基地发展强劲，长江上中游与华南冬春蔬菜基地、黄土高原与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基地、沿海与沿边地区出口蔬菜生产基地、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基地迅速发展。2010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综合优质率达到71.9%，比“十五”期末提高19.9个百分点；优质棉面积达到84.4%，提高4.4个百分点；“双低”油菜面积达到87%，提高9.7个百分点，含油率提高1个百分点。

　　3.科技支撑得到强化，生产水平显著提高。

　　大力开展高产创建和标准园创建，构建水稻、小麦、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等大宗农产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启动基层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改革与建设试点，强化种植业科技支撑，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2%，比“十五”期末提高4个百分点。良种覆盖率达到96%，提高1个百分点。商品种子供应率达到63%，提高13个百分点。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超过10亿亩，基本覆盖所有农业县（场），累计减少不合理氮肥施用量430万吨（折纯），减少氮、磷流失6%-30%，粮食作物亩节本增效30元以上，工业原料和园艺作物亩节本增效80元以上。农田节水技术推广面积年均4亿多亩，灌溉水利用率提高5个百分点。主要粮食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5.1亿亩,占12%；绿色防控面积4.2亿亩,占10%。2010年全国农机总动力达到9.2亿千瓦，比2005年增加34.3%；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52%，提高16个百分点，小麦耕种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水稻栽插、玉米收获等薄弱环节取得积极进展。

　　建设粮棉油糖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8200个，集成技术、集约项目、集中力量，促进良种良法配套，带动大面积平衡增产。推广超级稻面积8500万亩，比“十五”增加近一倍；推广高产耐密玉米品种面积超过1亿亩，占玉米总面积的1/4；推广12个优质高产小麦主推品种面积达1.1亿亩，占小麦总面积的1/3。同时，水稻旱育稀植、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氮肥后移、玉米密植、地膜覆盖等高产实用栽培技术得到大力推广。深入推进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建设819个蔬菜、水果、茶叶标准园，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园艺产品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2010年园艺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

　　4.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不断加大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力度，实施各类涉及农田等基础建设的重大项目，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能力。2010年，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8.98亿亩，占耕地面积的49.4%，比2005年提高4个百分点。

　　种植业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覆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种子、植保（农药）和土壤肥料等监管体系逐步健全，依法行政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0年底，全国种植业技术推广机构约5.1万个、在编人员约40万人，其中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约5万个、人员约37万人。

　　（二）经验启示

　　1.坚持把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种植业发展的首要任务。解决13亿人口吃饭问题是最大的民生。中央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趋势，鲜明作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鲜明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方向，鲜明提出统筹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明确要求。依据这些重要判断和要求，中央连续下发7个1号文件，制定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必须坚持把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首要任务，加强设施建设，加大扶持力度，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2.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作为种植业发展的根本途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总体上，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强，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传统农业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必须切实转变种植业发展方式，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集成创新，科学配置资源，优化种植结构，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走内涵提升式发展之路。

　　3.坚持把完善政策体系作为种植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央不断完善强化农业扶持政策。做尽“减法”，全面取消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做足“加法”，逐步建立对农民种粮补贴制度，实行“四补贴”和产粮、产油大县财政奖励政策，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土壤有机质提升、水稻大棚育秧等技术推广补助。做好“乘法”，实行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和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粮食和农业生产的政策实现了从“取”到“予”质的转变，实现了范围从少到多、支持力度从小到大，实现了从零散支持到系统支持的跨越，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必须努力做到强农惠农的思想认识只能增强不能削弱、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小，健全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为促进粮食和农业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4.坚持把优化区域布局作为种植业发展的基本要求。科学确定区域农业发展重点，调整区域功能定位，发挥资源优势，优化粮、棉、油、糖、果、菜等农作物优势区域布局，引导加工、流通、储运设施建设向优势产区聚集，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必须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农业，立足资源禀赋，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手段、质量效益为目标，加快实施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把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增强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市场竞争力，提高种植业整体素质和效益。

　　5.坚持把加强防灾减灾作为种植业发展的有效措施。近年来，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给粮食和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困难。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形势，必须一手抓生产技术的推广，一手抓防灾措施的落实，实行主动避灾，推进有效防灾，开展积极救灾，做到防在灾害前面、救在第一时间、抗在关键时点，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同时，要坚持公共植保和绿色植保理念，积极推广生物防治技术，大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全力控制病虫害发生和流行。

　　二、“十二五”种植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的重要时期。总的看，种植业发展面临许多有利条件，扶持政策更加有力，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科技支撑继续强化，利于提高生产科技水平；基础设施装备逐步加强，利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利于形成良好发展环境。但应看到，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快速推进，种植业发展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从供求形势看，突出表现为“三个难度越来越大”。一是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需求呈刚性增加态势。在18亿亩耕地上，既要发展粮油生产、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又要发展棉糖等工业原料产品、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还要发展园艺作物、丰富城乡居民菜篮子、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发展的难度不断增大。二是保持粮食区域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随着东南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区域供求格局发生变化，主产区调出能力减弱，平衡区自给水平下降，主销区产需缺口加大。2010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等7个北方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991年的36.2%提高到44.9%；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6个南方主产区，粮食产量比重由36%下降到30.5%；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主销区，粮食产量比重由12.2%下降到6.1%。目前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6省（区）能稳定调出粮食。这一供需格局变化，也增加了运输压力和消费成本。三是保持品种平衡的难度越来越大。在耕地资源约束趋紧的情况下，粮食作物各品种之间，粮食作物、棉油糖作物、园艺作物之间，争地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在居民口粮消费中大米约占65%，特别是优质粳稻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据测算，近20年，粳米人均年消费量从35斤增加到60斤以上，发展粳稻生产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小麦供需总量基本平衡，但优质强筋小麦供给不足。养殖业、深加工和生物质能源等消费领域迅猛发展，玉米供求趋紧逐渐显现，缺口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大豆消费较快增长，国内生产徘徊不前，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

　　从发展的环境看，长期积累的问题依然突出，新的不利因素不断叠加，主要表现为“六个更加突出”。

　　（一）耕地水资源的约束更加突出。从耕地资源看，2010年我国耕地保有量18.18亿亩，已逼近18亿亩红线，比本世纪初减少近1亿亩。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增地减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十一五”期间我国粮食增产，播种面积增加的贡献占三成以上，且相当部分是以减少油棉等其他农作物面积为代价的。在城乡居民对农产品多样性需求日趋增大的背景下，单靠扩大面积增产将难以为继。从淡水资源看，我国是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的1/4。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北方水少地多，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16.8%，南方水多地少，水资源占全国的83.2%，水资源与人口、耕地、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随着粮食生产重心北移，水资源空间布局不平衡问题的影响愈加突出，加之许多地方地下水超采严重，未来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十分有限。

　　（二）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加突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几率增加，每年干旱、低温冻害、洪涝等气象灾害频繁发生，不仅灾害种类多，而且发生范围广、程度深、危害大，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尤为严重。近30年来，气象灾害对种植业生产的影响，虽年际间有波动，但总体呈加重趋势。同时，气候变化导致农作物病虫草鼠害发生规律出现诸多新变化，对种植业生产构成极大威胁。据监测，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小麦条锈病越夏区的海拔高度升高100米以上，发生流行时间提早半个月左右；水稻“两迁”害虫和飞蝗发生区域向高纬度、高海拔地区扩展。

　　（三）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更加突出。目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全国中低产田约占2/3，50%的耕地处在水资源紧缺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例只有50%，约1/3的耕地位于易受洪水威胁的地区，田间排灌设施陈旧老化、沟渠道路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机械化作业水平不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刚过50％，其中水稻机械栽插比重20%，玉米机收比重25%，油菜机播、机收比重仅有10%左右。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农村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外流现象严重，致使农村资金短缺，耕地减少，劳动力紧缺，给农业生产、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带来很大困难。

　　（四）比较效益偏低的问题更加突出。近年来，受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呈上涨态势。加之农业劳动力就业机会增多，农业人工费用不断增加，推动了农业生产成本逐年提高。从今后趋势看，农资价格上行压力加大、生产用工成本上升、全社会工资水平上涨的趋势难以改变，粮食生产正逐步进入一个高成本时代，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提高又受诸多因素制约，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将日益凸显。

　　（五）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更加突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留乡务农的以中老年人为主，素质普遍偏低，先进科技推广受到限制。据我部定点调查测算，2010年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总数1.545亿人，其中男性占64.6%、平均年龄34.7岁，女性平均年龄32.1岁；留乡务农劳动力平均年龄超过45岁，再过10余年现有留乡务农劳动力也将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迫切需要培育一批高素质的新型务农劳动者。同时，小规模分散经营依然占绝对主体地位，迫切需要创新机制，着力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

　　（六）外部因素的冲击与传导更加突出。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增多、耦合性增强，除基本供求关系变化外，调控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发生、社会游资炒作、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偶发、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都对国内农产品市场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近年全球稻谷因减产致使价格大幅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国内稻谷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变动直接影响生产，增加了粮食和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难度。此外，许多跨国农业公司，借助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正进入国内种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三、“十二五”种植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以转变种植业发展方式为主线，以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首要任务，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攻方向，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科技创新和提升现代物质装备水平为支撑，以全面推进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为重要抓手，依靠科技进步，优化区域布局，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提升种植效益、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促进种植业持续稳定发展。

　　（二）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粮食安全保障有力，主要农产品满足供应，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定提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具体目标：努力实现“一个确保、三个力争”。

　　——确保粮食基本自给。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确保自给率95%以上。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4亿吨以上。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自给率达到100%。市场紧缺的粳稻面积达到1.5亿亩，总产量达到7800万吨以上。

　　——力争食用植物油自给率稳定在40%。油料播种面积稳定在2.1亿亩以上，产量达到3500万吨。油菜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花生面积达到7000万亩，含油率提高1个百分点。

　　——力争棉糖基本满足国内消费需求。棉花面积稳定在8000万亩左右，总产量达到700万吨以上，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用棉需求。糖料面积稳定在2900万亩，总产量达到1.4亿吨以上，保障国内食糖消费基本自给。

　　——力争蔬菜稳定供应。蔬菜面积稳定在2.8亿亩，总产量稳定在6.5亿吨左右，努力做到不脱销、不断档。

　　（三）基本原则

　　1.夯实基础，提升能力。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加大基本农田保护力度，加强高标准农田和耕地质量建设，提升物质装备水平，强化法规制度和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依靠科技，转变方式。加快科技创新，集成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推进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开展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推进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积极发展节水农业，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

　　3.创新机制，增添活力。坚持改革创新，健全扶持政策体系，完善农业补贴和利益补偿制度，增添发展活力。创新管理机制，加强资源整合，强化分工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提高管理服务能力。

　　4.统筹安排，协调发展。根据资源禀赋，统筹种植业协调发展，深化结构调整，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充分挖掘单产潜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四、“十二五”种植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立足农业资源保障条件，“十二五”种植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

　　（一）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首要目标，加强设施建设，加快科技进步，加大政策扶持，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努力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5.4亿吨以上。

　　稳定播种面积。粮食面积稳定在16亿亩以上。稳定面积的关键是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划定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区。稳定面积的难点是统筹安排种植结构，在稳定粮食面积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改革耕作制度，积极发展间作套种，挖掘资源潜力。稳定面积的重点是稳定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发挥光温水资源优势，继续推进“单改双”，大力开发冬闲田，扩大间作套种，稳定粮食面积。

　　推进结构优化。保障粮食有效供给，不仅要努力增加总量，还要优化品种结构和区域结构。从品种结构看，主要是确保水稻、小麦、玉米完全自给。水稻要在扩大双季稻、稳定南方籼稻生产的同时，支持东北“旱改水”、江淮适宜区“籼改粳”，扩大粳稻生产。小麦要继续发展优质专用品种，推行标准化生产和管理，提高品质和效益。玉米要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稳定增加播种面积，着力提高单产水平。同时，还要努力扩大大豆生产，稳定东北优势产区，发展黄淮海大豆产区，扩大南方间套种大豆面积。积极发展马铃薯，加快推广脱毒种薯，提高单产水平。从区域结构看，根据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生产规模、产业基础等因素，抓住主产区的核心区和优势区的重点区，进行重点规划、直接指导、重点建设、重点支持，推进产业集聚和提升，形成一批优势突出、布局合理、协调发展的优势产业带，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挖掘增产潜力，最大限度地保障有效供给。突出抓好核心产区，全面实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加强中低产田改造，建设一批高标准粮田，逐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加粮食调出量，并着力推进粮食加工转化。重点抓好产粮大省、大市、大县，尤其是13个粮食主产省、产量超100亿斤的大市、产量超10亿斤的大县，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水稻重点建设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3大优势产区，小麦重点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东北5大优势产区，玉米重点建设北方春玉米、黄淮海夏玉米、西南3大优势产区，大豆重点建设东北高油大豆、黄淮海高蛋白大豆、西南华南间套种食用大豆3大优势产区，马铃薯重点建设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华南等5大优势产区。

　　提高单产水平。在耕地资源约束日益强化的背景下，必须走依靠科技、提高单产的路子。加快新品种选育。加强农业基础性研究和科技储备，尤其要把科技创新的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整合种业资源，加大研发投入，加快选育一批丰产性好、抗逆性强、品质优良的新品种，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种子生产基地，提高良种供应能力。大规模开展高产创建。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深入推进高产创建，实施整乡整县整建制推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万亩示范片成功的技术模式、组织方式、工作机制，由片到面，向乡（镇）、县（市、区、场）整建制推进，逐步实现优势产区、主要品种全覆盖。开展大协作，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院校参与的大协作格局。创新体制机制，鼓励高产创建与产业技术体系结合，与科研单位结合，与培育种粮大户、发展专业合作组织结合，与推进专业化服务结合，与产业化龙头企业结合，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新渠道、规模化生产的新路子、社会化服务的新模式、产业化经营的新途径，推进标准化生产，做到设施标准化、技术标准化、管理标准化，提升创建水平。

　　提升生产能力。在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增强抗灾能力和综合生产能力。力争到2015年新建高标准农田4亿亩，更新提质建设高产田1亿亩。重点建设田间排灌沟渠及机井、小型集雨蓄水设施，开展土地平整、积肥设施和机耕道路建设，落实土壤改良、地力培肥等质量提升措施，建立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加快先进适用耕作技术推广应用。

　　（二）稳定发展工业原料和园艺作物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棉花、油料、糖料消费持续增加，供需形势总体偏紧。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提高单产，改善品质，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深入实施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建设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茶叶等工业原料及园艺作物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加强蚕桑主产区优质茧生产基地建设，提高茧丝质量和单产，促进蚕桑生产持续稳定发展。

　　恢复发展棉花生产。抓住棉花价格上涨、种植效益提升的有利时机，引导农民多种棉、种好棉。恢复种植面积，稳定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棉区，重点发展新疆棉区，力争全国面积稳定在8000万亩左右，其中新疆棉花面积达到2400万亩以上。推广关键技术，大力开展高产创建，集成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促进大面积均衡增产。西北内陆棉区重点推广膜下滴灌等节水技术，黄河流域棉区重点开发盐碱地和推广麦后育苗移栽、高效间套种等栽培技术，长江流域棉区重点推广高效多熟栽培模式和无土育苗移栽等轻简栽培技术。因地制宜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和优质杂交棉品种，合理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单产水平。积极推进棉花生产机械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力发展油料生产。充分挖掘生产潜力，稳定增加油料供给，重点抓好油菜、花生、大豆等油料作物生产。扩大油菜生产，加强长江流域油菜优势区建设，重点开发利用南方冬闲田和沿江湖边滩涂地，扩大双低油菜种植面积。北方地区调整好种植结构，适当扩大春油菜面积。发展花生生产，花生是高产高油作物，也是耐瘠薄作物，适宜种植的范围广，增产潜力大。重点发展东北农牧交错区春花生，解决品种混杂问题，推广地膜覆盖技术。黄淮海地区重点发展间作套种，扩大花生面积。稳定大豆生产，东北地区重点是合理安排种植结构，着力解决重迎茬问题，稳定大豆种植面积，提高单产水平。南方地区重点发展间套种大豆，扩大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发展西北、东北盐碱地油葵等油料作物生产。

　　稳定发展糖料生产。采取综合措施，大力发展甘蔗生产，稳定面积，提高单产、糖分和效益。稳定甘蔗面积。甘蔗产区应积极发展蔗田套种大豆、瓜类等栽培模式，提高种植效益。深入实施甘蔗优势区域布局规划，巩固发展高产区，压缩分散风险产区，重点建设桂中南、滇西南、雷州半岛和琼北等甘蔗优势产业带，力争甘蔗面积稳定在2500万亩以上。提高甘蔗单产和品质。开展育种攻关，选育推广一批高产高糖高抗新品种；大力开展高产创建，抓好甘蔗健康种苗示范，集成推广一批丰产高糖品种和配套高产栽培技术，提高单产水平；抓好生产全程机械化试点，提高机械化水平。北方甜菜产区重点加快发展订单生产，稳定种植面积。

　　巩固发展蔬菜等园艺作物生产。促进蔬菜生产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提高单产、提升质量效益转变，促进蔬菜生产稳定发展。稳定提高大中城市郊区“菜园子”供给能力，加快建设华南与长江中上游冬春蔬菜区、黄土高原与云贵高原夏秋蔬菜区、黄淮海与环渤海设施蔬菜区，重点加强海南和广西等南菜北运基地建设，保障蔬菜供需总量平衡和季节、区域、品种供应均衡。强化政策扶持，壮大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蔬菜种子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强集约化育苗设施、菜田基础设施、温室大棚设施和冷链设施建设。促进园林水果生产稳定发展，力争面积稳定在1.7亿亩左右，总产量稳定在1.5亿吨左右。大力推广园艺作物轻简栽培、优质高产高效栽培、采后商品化处理与贮运保鲜等一批关键技术，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标准园质量安全检测及追溯机制，提高农产品质量、生产组织化程度和产业化经营水平。积极推进利用西部、北部非耕地发展设施园艺作物生产。

　　（三）加快构建现代种业体系，确保供种数量和质量安全

　　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完善法律法规，整合种业资源，加强政策引导，强化市场监管，快速提升我国种业科技创新能力、企业竞争能力、供种保障能力和市场监管能力，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体系。

　　强化种业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投入，完善国家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体系，鼓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开展基础性公益性研究，鼓励种子企业大力开展商业化育种。支持种子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育种资源，在品种研发中重点发展商业化、工厂化育种模式。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

　　强化供种保障能力建设。科学规划种子生产优势区域布局，建立并严格保护优势种子生产区。加强西北、西南、海南等优势种子科研、鉴定、育种基地的规划建设和用地保护。鼓励种子企业采取与制种合作社联合协作等方式建立一批相对集中并稳定的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和现代化的种子加工中心，增强种子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健全国家和省两级种子储备制度，确保农业生产用种安全。

　　强化种子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各级农业部门的种子管理职能，健全种子管理机构，保障种子管理工作经费，加强种子管理队伍建设，建立一支廉洁公正、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素质过硬和装备精良的种子管理队伍。加强基层品种试验和种子质量检测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种子管理体系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修订完善种子法律法规，健全品种测试、审定、保护和退出制度，强化市场监督管理，严格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为种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

　　（四）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土地产出率

　　着力推进耕作制度改革。根据资源承载能力和配置效率，合理确定生产力布局，优化区域布局、作物结构和品种结构，力求在最适宜的地区生产最适宜的农产品。合理安排种植制度，配套推广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农作物复种指数。充分挖掘资源、品种、技术和现代物质装备的促增产潜能，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集成推广。加快选育高产、优质、抗旱、耐低温、抗病虫等新品种，强化重大有害生物防控、防灾减灾、节本增效等技术研究，稳定提高科技支撑水平。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通过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示范展示等方式，加快新品种、新技术推广步伐，推进技术集成创新，实行良种良法配套，充分挖掘单产潜力。促进农机农艺协调发展，加快实现粮食主产区、大宗农作物、关键生产环节机械化，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力争到2015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

　　着力推进测土配方施肥。让更多农民使用配方施肥技术，在更大范围推广施用配方肥料。实施整建制推进，以示范县（场）创建为抓手，实行整乡推进，有条件的地方整县（场）推进，技术进村入户、科学施肥到田有新突破，切实提高技术覆盖率。高产创建示范片和园艺作物标准园要率先普及，高标准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特别是要在水果、蔬菜等园艺作物推广应用上有新突破。创新服务模式和推广机制，引导肥料供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科技示范户等参与测土配方施肥，积极探索“统测、统配、统供、统施”的服务模式。加快构建配方肥产供施网络，逐步形成以科学配方引导肥料生产、以连锁配送方便农民购肥、以规范服务指导农民施肥的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健全乡村配肥站，向农民提供智能化、数字化的配肥供肥服务，引导农民按方施肥。力争到2015年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60%以上，其中主要粮食作物达到70%以上，主要经济作物达到30%以上。同时，实施好土壤有机质提升项目，创新技术模式，搞好技术配套，培肥地力，提升能力。

　　着力推进节水农业发展。结合区域特点，优化种植布局，配套田间节水设施，重点推广全膜覆盖集雨保墒、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集雨节灌、抗旱坐水种等农田节水技术模式，配套建设集雨场、集雨窖（池、塘）等抗旱小水源设施，努力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力争到2015年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3以上。完善重点地区、优势作物的节水技术，进一步提高针对性和适用性，确立不同区域的主推技术模式，突出抓好甘陕宁晋、东北西部及内蒙古东部等重点地区，加强协作，加大投入，加快推广。率先在高产创建示范片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应用节水技术，辐射带动大面积推广。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把农田节水基础设施和配套设备纳入国家高标准农田建设范围，加大资金投入，加强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财政支农资金，支持专业合作社和农民群众推广应用节水技术。

　　着力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强化公共植保职能，力争实现农作物重大病虫专业化统防统治新突破。率先在水稻、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主产区的800个县，棉花、蔬菜、甘蔗三个经济作物病虫害重发生关键区域的100个县，迁飞性、流行性重大病虫源头区的200个县，实施专业化统防统治，积极推行全程承包模式。力争到“十二五”末全国主要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率达到30%以上，提高18个百分点，实现主要作物、关键区域全覆盖。整合资源，加大投入。继续利用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支持植保机械购置，加大病虫害应急防治经费支持力度，争取实行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重点支持专业化统防统治技术和新型植保机械推广。大力培育专业化服务组织。加大对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病虫害信息、防治技术等扶持力度，培育一支反应快速、执行有力、运转高效的病虫害专业化防控队伍。制定专业化统防统治管理办法，统一服务标识，公布一批合格的服务组织。加强对专业服务人员的培训。结合阳光工程等项目的实施，开展从业人员技能培训，推行持证上岗，提高服务水平。同时，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重点在大中城市蔬菜基地、农产品出口基地、园艺作物标准园和反季节蔬菜基地，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安全用药等综合防控技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五）强化风险防范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加强气象灾害的防范。适应气候变化的新趋势，做到预警早、反应快、措施实，努力减轻灾害损失。牢固树立抗灾夺丰收思想和“减灾就是增产”的理念，坚持一手抓高产稳产，一手抓抗灾减损，努力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不减产、无灾多增产。加强灾情预警，高度关注重要农时、重大天气变化，适时发布预警信息。准确掌握墒情、苗情、灾情，及时完善应对措施。加强灾变规律研究，把避灾、防灾、救灾有机结合起来，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抗灾。推广防灾抗灾增产关键技术，健全农业科学抗灾政策支持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通过大规模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增强抗灾能力。充分宣传发动，引导农民群众及时救灾，动员各方面力量合力抗灾，营造防灾救灾的良好氛围。

　　加强生物灾害监控。应对气候变化及病虫草鼠害发生的新形势，加强植保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全面提升重大病虫疫情的监测预警、防控阻截和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重大病虫害监测预报网络系统，完善数字化监测预警平台，规范信息报告与发布制度，实现监测预警的规范化、网络化、数字化和可视化。强化病虫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建立健全暴发性、突发性病虫害应急防控机制，完善应急防治配套设施建设，扶持发展一批专业化服务组织和应急防治队伍，推进病虫草鼠害联防联控与统防统治。加快重大植物疫情监管与阻截防控，增加沿海、沿边地区疫情监测点，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能力，有效遏止重大植物疫情扩散、蔓延。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和安全用药等综合防控技术，建立主要作物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配套技术体系，全面提高防治水平。

　　加强农药市场监管。进一步完善农药登记制度，严格农药登记评审，建立农药风险评估和风险监测制度，健全农药再登记和品种退出机制，逐步淘汰和禁用高毒、高风险农药，促进低毒和生物农药推广使用，完善小宗作物和小范围用药登记政策。健全农药残留标准体系，修订完善农产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和检测方法，加强农产品农药残留监测。加大监督抽查和执法力度，及时通报抽检结果，依法惩处违规违法企业。加强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管，重点监管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关口前移，源头控制，建立生产、经营档案，实现产品可追溯。尤其要加大对高毒农药生产、经营单位的监管，做到实名购药，掌握高毒农药销售流向。强化农药政务信息公开，及时公布农药登记、质量监测、安全风险等信息，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加强农药安全使用培训指导，妥善处理药害事故。健全农药检定管理机构和登记试验、质量检测等技术支撑体系，提高农药监管能力和水平。

　　加强农情信息体系建设。改善农情调度装备条件，强化信息采集、传输、储存手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拓展信息渠道，丰富调度内容，完善管理制度，稳定专业队伍，提升人员素质，全面提高农情工作的信息化、专业化、制度化和系统化水平。力争到2015年建成卫星遥感与地面调查相结合、定点监测与抽样调查相衔接、县级以上农情信息员为主体、乡村农技人员为基础的现代农情信息体系。建立健全蔬菜、水果等园艺产品生产和市场信息监测体系，完善农产品供求和价格信息发布制度，提高农产品供求信息服务水平。

　　五、保障措施

　　（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力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建立健全长久用于粮食生产的高标准粮田保护制度。按照“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粮食安全分级负责制，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的要求，层层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各级政府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强化“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实施菜地最低保有量制度。继续推进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实行耕地先补后占，杜绝跨省区市耕地占补平衡。将耕地质量作为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考核的主要内容。完善耕地占补平衡验收机制，扎实推进补充耕地质量验收评定工作,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建立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大力推广农田节水、测土配方施肥、土壤有机质提升、高效施药等技术，不断提高耕地质量。适当开发土地后备资源，增加耕地面积。

　　（二）建立健全农业扶持政策体系

　　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稳定各项补贴政策，逐步加大力度。继续对种粮农民进行直补。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适当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将棉花和油菜籽生产纳入补贴范围。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规模，提高补贴标准。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规模，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实施水稻大棚育秧、玉米地膜覆盖、小麦“一喷三防”、膜下滴灌、机械深松整地、南方晚稻和东北水稻增施肥促早熟防病虫等防灾增产关键技术推广补助，构建防灾减灾长效机制。设立农作物重大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补助，扩大统防统治面积。实施生物农药、高效低毒农药推广和重大植物疫情防控补助。

　　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和大宗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适当提高价格水平。稳步提高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尤其是提高粳稻的最低收购价，逐步取消红麦、混合麦与白麦最低收购价价差，实行同质同价。完善油菜籽、大豆、棉花、玉米等临时收储政策，探索建立实行目标价格政策。研究建立鲜活农产品价格形成体系。

　　构建粮食稳定发展长效机制。全面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优先安排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等资金，不断提升主产区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对粮食、油料生产大县一般性转移支付，扩大奖励规模和范围。研究实施棉花大县奖励政策。加快建立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增量补贴与粮食产量特别是商品量挂钩的机制。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部分资金，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探索用养结合、建管并重的长效机制。

　　健全科技兴农机制。提升种业科技水平，整合育种科技资源，引导种子企业和科研单位联合，大力开发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加强以农机农艺结合为重点的综合配套技术、以节本增效为重点的科学施肥和节水技术、以防控病虫害和应对气象灾害为重点的防灾减灾技术的攻关，力争取得重大突破。加大对粮棉油糖高产创建和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扶持力度，促进整建制推进。继续支持测土配方施肥，加大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助力度。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普遍健全完善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机构，建立完善“县（场）为支撑、乡（镇）为平台、村（组）为载体”的推广服务体系。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制定实施《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按照统筹规划、分工协作、集中投入、连片推进的要求，大规模开展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综合治理，突出重点，着力解决农田灌排、集雨、土壤质量和耕作技术问题。强化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田间工程配套，实施耕地平整和畦田改造，建设完善田间作业道路和农田防护林，落实土壤改良、地力培肥等质量提升措施，建立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加快先进适用耕作技术推广应用。

　　推进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实施。根据规划，突出重点区域、重点项目，积极筹措资金，加快工程建设，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十二五”期间，改造中低产田1.5亿亩，加强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为基础的田间工程建设，配套实施土地平整、机耕道、农田林网工程及土壤改良、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措施。加强耕地质量监测区域站建设，提高耕地质量监测能力。加强海南南繁科研制种基地和甘肃河西走廊杂交玉米、四川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及规模化良种繁育基地建设，提高制种能力和稳定供种水平。完善区域性、县级和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技公共服务能力。

　　推进新一轮种子工程建设。按照“确保供种数量安全、种子质量安全、品种种植安全、种子产业安全”的总体目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重点加强种业科技创新、种子生产和市场监管三大能力建设。重点加强种业基础性研究（含种质资源）、农作物品种改良(分)中心、农作物育种创新基地、国家农作物种子生产和加工基地、国家级农作物品种试验和农作物种子监管中心等项目，初步构建集育种创新、种子生产和监管服务等功能配套齐全、运行顺畅高效的现代种业基础支撑体系。

　　推进新一轮植保工程建设。按照“全面覆盖、综合建设、聚点成网、功能匹配、提升能力”的总体思路，全面加强国家、省、市、县四级植保机构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及防控、农药监管、植保科技支撑等能力建设。重点加强国家级农作物重大病虫疫情监控中心和农药监测评估中心、省级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控中心和农药监测评估中心、地市级农作物有害生物预警控制站、县级农作物有害生物监测预警控制站及技术创新区域试验站和功能实验室，形成“覆盖全国、运转高效、反应迅速、功能齐全、防控有力、监管到位”的监测和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贸易安全和生态安全。

　　推进棉油糖等生产基地建设。通过政府投入，引导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参与，整合物质、技术和管理资源，加强项目衔接，推进棉花、油料、糖料、旱作等生产基地建设，改善生产基础设施条件，扩大现代技术装备推广应用，形成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化生产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原料基地，促进优势产业带深入发展。

　　推进园艺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在蔬菜、水果、茶叶优势(重点)发展区域，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建设蔬菜、柑橘、苹果、梨、香蕉、葡萄、茶叶等标准化生产基地，重点加强集约化育苗、标准化生产、采后商品化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继续在全国创建蔬菜、水果、茶叶等园艺作物标准园，通过集成技术、集约项目、集中力量，推广生态栽培技术、高效低毒农药，推进标准化生产、病虫害统防统治，健全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示范带动全国蔬菜、水果、茶叶质量提升、供应均衡和效益提高。

　　加快发展化肥、农药和农机装备制造等农用工业，为种植业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四）积极推进农村改革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培育扶持一批新型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着力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培育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强化农资配送、机械化服务、专业植保等生产环节的技术服务功能，扶持一批专业合作组织，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加强对公益性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的支持。依托重大农业科研项目、重点学科、科研基地，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团队建设，培育农业科技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稳定和壮大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农科教结合。加快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完善农民科技培训体系，调动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

　　（五）健全种植业法律法规

　　按照“严格登记审批、完善品种淘汰和退出机制、强化生产经营主体监管、加大监督抽查和执法力度”的总体思路，加快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有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加快《农药管理条例》、《植物保护法》的制修订，争取颁布实施。配合全国人大农委，启动《种子法》修订的调研工作，争取列入立法修订计划。修订发布《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等《种子法》配套规章和耕地质量验收评定办法。做好肥料立法调研工作，推进依法治农、依法建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