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有关工作制度和领导公务活动规定的通知

上一篇: 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盐城市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暂行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延安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中国 俄罗斯


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全文）


　　2008年10月28日，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发表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公报全文如下：

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应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弗·弗·普京的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8年10月27日至29日对俄罗斯联邦进行正式访问。10月28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德·阿·梅德韦杰夫、俄罗斯联邦联邦会议国家杜马主席鲍·维·格雷兹洛夫举行了会见。

　　中俄两国总理共同出席了第三届中俄经济工商界高峰论坛。

　　一

　　温家宝总理与梅德韦杰夫总统会见时，双方就加强两国战略协作，深化在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等一系列重要双边关系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双方满意地指出，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速发展，双方互信和相互支持水平显著提高，重点领域合作不断扩大。双方认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全面加强中俄关系尤为重要和迫切。双方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精神和原则，不断推动落实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共识，增进政治互信，推进务实合作，深化战略协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更大贡献。

　　两国总理对双方在经贸、能源、人文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对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俄能源谈判机制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对《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和《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纪要》予以确认。

　　双方强调指出，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推动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双方愿继续努力完善该机制并提高其效率。

　　双方将着手落实两国元首批准的中俄“国家年”机制化各项活动，执行2009年中国“俄语年”计划，筹备2010年俄罗斯“汉语年”。

　　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期间签署了下列文件：

　　－《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纪要》

　　－《关于在石油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纪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共同建设、使用、管理和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同江市－俄罗斯联邦犹太自治州下列宁斯阔耶居民点区域内黑龙江（阿穆尔河）铁路界河桥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与俄罗斯联邦旅游署关于2008－2010年期间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俄罗斯联邦政府旅游合作协议（1993年11月３日签订）〉的合作计划》的一号实施纲要

　　－《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教育合作分委会2009－2012年工作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与俄罗斯国家纳米技术集团公司关于建立纳米技术战略合作联盟的协议》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关于在中国合作建造田湾核电站扩建项目两台机组与商用示范快堆的备忘录》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关于斯科沃罗季诺－中俄边境原油管道建设与运营的原则协议》

　　－《中航工业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和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关于联合研制重型民用直升机谅解备忘录》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俄罗斯直升机股份公司关于民用直升机购机意向书》

　　－《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3亿美元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外经银行合作框架协议》

　　二

　　双方满意地指出，目前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快速发展。双边贸易额稳定增长，相互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取得进展，边境和地方间经贸交往日益加强。双方将共同努力，提高经贸合作的质量和效能，拓宽合作领域，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双方认为，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扩大机电和高科技产品在双边贸易中所占比重，首先是俄罗斯对华出口。充分发挥中俄机电商会的作用，推动双方在能源机械、民用航材、家电电子、运输工具、矿山机械等领域开展合作，进一步改善双边贸易结构。

　　双方一致认为，中俄相互投资规模持续增长，投资领域多元化，是切实提高双边经贸合作水平的重要条件。双方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发挥中俄投资促进会议作用，采取措施尽快商签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实施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投资项目，扩大工业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合作，吸引中方投资者进入俄经济特区，并在俄境内开展木材深加工等合作。双方将继续加强和深化边境地区合作和地方合作，共同努力，进一步规范边境贸易秩序，改善商品结构，提高便利化水平，加大力度建设口岸基础设施，推动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加快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俄罗斯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磋商。双方重申，能源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按照互惠互利原则，深入开展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支持开展油气领域的合作，包括解决通过管道运输方式向中国长期供油、石油上下游合作、天然气供应、建立天然气加工和化工企业并向中俄两国及第三国市场销售相应产品等问题。

　　双方指出，应进一步深化电力领域的合作，包括中俄供电第一阶段项目、恢复俄向中国边贸售电。

　　双方将继续在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快堆核电技术、铀浓缩工厂建设、铀矿勘探、核电站和快堆燃料、乏燃料后处理和核废料循环等核能领域开展合作。

　　双方一致同意，将扩大并深化中俄航天领域的长期合作，确保按时完成2007年至2009年航天合作大纲，责成航天合作分委会研究航天领域大型联合活动项目的具体内容，起草并通过2010年及后续的双边合作大纲。在科技合作领域，双方将结合两国科技优先发展方向，实施具有巨大创新潜力和商业化前景的联合项目。双方将进一步推动在纳米技术、能源、节能、生态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商定，将进一步推动中俄在运输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双方指出，实施同江－下列宁斯阔耶铁路大桥建设项目和继续开展有关落实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公路大桥建设项目的工作十分重要。双方认为，扩大集装箱过境运输量，包括实施中国－欧洲方向以及经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港口过境运输等项目具有重要意义。双方认为，两国应在现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在贸易和项目融资、银行卡、出口信用保险、双边结算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中俄经贸合作参与者创造便利条件。同时，应不断探索和逐步深化双方在保险和证券领域的合作。双方对两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完成第一架图－204－120CE飞机的接收工作表示满意。双方重申，愿在相互尊重对方利益和中俄航空工业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开展该领域的合作。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在通信和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合作，愿继续开展该领域的务实合作。双方表示，愿完善在反垄断和广告法监督以及反不正当竞争领域的合作机制，扩大和深化边境地区信息交流和在竞争和广告法执法方面的合作。双方将继续扩大在救灾领域的合作，加强科技交流、信息交换，确保两国救灾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促进双方专家开展交流。双方高度评价中俄环保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愿深化环保合作。双方将加强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方面的合作，并认为今年12月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举行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三

　　双方一致认为，扩大和深化两国人文合作，对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促进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指出，将继续组织和举办好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中俄青少年学生夏（冬）令营、中俄青少年学生俄（汉）语比赛、中俄大学校长论坛和中俄高等教育展等中俄“国家年”教育领域机制化项目，推动两国高校开展高层次人才联合培养和科研合作。

　　双方对2008年在中国成功举办“俄罗斯文化节”表示满意，支持2009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文化节”，作为庆祝中俄建交60周年的重要活动。

　　双方将鼓励两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剧院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并开展合作，加强两国优秀艺术团体和文艺工作者的交流合作，定期举办文化节、文化日等活动。

　　双方将继续深化卫生领域合作，重点加强传染病防治、疗养医疗、灾害医学、传统医学和药品监管等领域的合作。

　　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俄罗斯举办2014年索契冬奥会。双方将推动包括冬季项目在内的两国体育交流与合作，举办2009年第三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

　　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在旅游领域的合作，愿全面落实该领域的双边协议和有关计划。

　　双方将完善媒体、电影、档案领域的合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支持两国媒体广泛宣传中国“俄语年”和俄罗斯“汉语年”的各项活动。

　　四

　　双方认为，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在友好、互谅与合作的气氛中进行，取得了重要成果。双方对会晤成果表示满意。

　　双方商定，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将于2009年在中国举行，具体日期将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温家宝 　　　　　　　　　　　　　弗·弗·普京

　　　　　　　　　　　　　　　　　二00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莫斯科


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选择

谢财能

【内容摘要】死刑政策程序化是死刑政策转化为刑事程序，面临何种死刑政策可以程序化以及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才能兼实现死刑政策对犯罪的反应功能和刑事程序以正当程序保障人权的目的的问题。探讨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回答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能够把死刑政策理性与否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模式选择问题。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从偏重“解释——打击犯罪”模式，转向关注立法和法律解释本身外，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关键词】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DF61

On the model for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n China
XieCaineng

【Abstract】In order to respond to crimes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that policy of death penalty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is confronted with what kind of policy should be absorbed into criminal procedure and how to be absorbed. Discussing models mean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policy how to be absorbed, which may change value judgment into model-choosing. In this way, China has to turn the model of “law explanation—control crimes” into the model of “legisl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law explanation—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pay attention to legislation and law explanation.
【Key words】Policy of death penalty; Criminal procedure; Model

一、问题的提出

死刑政策程序化，指死刑政策指导死刑程序的建构，死刑程序规则体现政策精神。死刑具有一般的威慑力，但是“死刑是否具有特有的强烈的威慑力”，以至于死刑适用成为必要却未得到有效、充分的论证。死刑的刑事政策意义在于，只要国民的一般法律信念，即对一定的穷凶极恶的犯人应当科处死刑的观念还存在，在刑事政策上便必须予以重视。实质上，这只是通过满足社会的报复情感，维持国民对法律的信赖，以维持社会秩序。[1]所以，死刑政策成为对犯罪反应的选择，出发点不同于其他的刑罚政策。但是死刑政策具有刑事政策的特征，即制定的灵活性、内容的抽象性、执行的灵活性和快速性等能够弥补法律规范的刚性和时滞性，程序化能够满足现代社会应对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犯罪的快速反映的需要。
死刑政策程序化的必要性还体现在：第一，程序化满足死刑政策合法化需求。现代刑事程序的意义不仅具有保障实体法实施的功能，还在于自身具有内在的独立的价值。一方面，通过程序的稳定性限制国家权力的恣意，赋予死刑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的程序性权利而富有意义地参与到对自己的裁判中来，以达到保障人权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合理、公开、公平的程序保证了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第三，程序化使死刑政策转化为程序性规则，是死刑政策合法化的一条途径——“规则是使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有效方法。它们准确地确定官方权威的范围和界限，因而就提供了表面上看来清晰的检验责任的标准。”[2]
死刑政策程序化是国家适用死刑权力的扩张性、合法性需求与刑事程序内在独立价值之间对抗的结果，也是一种从对权力渊源的总括性证明到对权力运用的持续的正当性论证的基本转变。[2]当死刑政策以自由、秩序、正义为根本目标时，符合刑事程序独立的价值追求。这些理性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一方面死刑政策体现为实在的程序，公权力何时何地可以膨胀被明确地划定了界限；另一方面，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程序中适用以自由、秩序、正义为目标的死刑条款，显然具有双重的保障人权的作用。相反，当死刑政策以打击、控制犯罪为根本目标，这样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后，由于刑事程序体现的是死刑政策的价值，服务于打击犯罪的目标，而失去了其自身的价值。即刑事程序的价值和死刑政策的价值一致，但却均为了打击犯罪。“那些合法‘漂白’的恣意权力可以风平浪静地剥夺公民权益，以程序法治之名行方便打击犯罪之实”。[3]
然而，死刑政策本身不仅是种规范体系，更是价值体系，企图通过区分死刑政策的理性与非理性，以避免其程序化带来的不利益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一方面，作为刑事政策，死刑政策并不总兼具有自由、秩序、正义的理性特征。从1803年费尔巴哈本人首创“刑事政策”概念的理解看：“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4]刑事政策强调的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追求。而且，“尽管法律的秩序要素对权力统治的专横形式起着阻碍的作用，然而其本身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秩序的正义。”[5]也就是说，死刑政策本身并不能提供预防国家权力对非犯罪人的压制的措施，更别提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国家决定死刑政策是否程序化，相当于让国家自己作为自身正统性的证明者，这只具有有限的可信性。[2]于是，在一定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即研究死刑政策如何程序化——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成为打破僵局的明智之举。因为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程序参与者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实现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6]

二、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

一般地，死刑政策以两种途径转化为刑事程序：一是成为立法的灵魂，修改程序法或指导程序立法；二是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导向作用，指导程序法的解释。结合死刑政策程序化后可能出现的打击犯罪或保障人权的结果，死刑政策程序化可以有以下四种模式：立法——打击犯罪、解释——打击犯罪、解释——保障人权、立法——保障人权。
“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而建立为打击犯罪服务的刑事程序。这种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较多地存在于刑事程序的发展初期，程序被视为实体法的附庸，程序的目的在于保障实体法的实现。在法律工具主义的理论下，立法权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掌握，司法只是机械地执行立法，完全迷信立法的权威。
“解释——打击犯罪”模式是以打击犯罪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解释现有的刑事程序规则，使之更适合于打击犯罪的需要。在这种模式下，程序的应有功能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法律的稳定性等价值得到尊重，人们为了追求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统一、立法的简洁，不再通过频繁的立法或法律的朝令夕改来维持法律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致力于发展法律解释学说——“因为法律的解释学说总是具有法政策功能：它限制或扩展法律适用过程中的解释的调整权力”[7]，通过有权进行法律解释的主体的解释行为来达到立法者想达到的目的。
“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在死刑政策的指导下通过解释程序规则而修改现有的刑事程序或创立新的刑事程序。“刑事政策思想，由强调报应的威吓主义而来，经过合理主义，人道主义的改造后，现在正处于科学主义的阶段。”[1]但是，刑事政策的根本不仅在于以对犯罪人改造的特别预防为内容的科学主义，而且在于以科学主义、法治主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方法为研究方法的犯罪的一般预防。[1]如果说科学主义、国际主义强调的是刑事政策方法论，法治主义则强调了刑事政策的外部界限——在法的支配下对犯罪做出反应，那么人道主义则属于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刑事政策被要求在对犯罪的反应过程充满人性，事实上强调了刑事政策需要具备保障人权的功能。此外，程序性刑事法律旨在保证最佳的刑事司法，保证正确的司法。程序性法律的解释不再仅仅是逻辑的解释，在理智、情理，尤其是维护正义之最高利益要求的情况下，程序性法律可以扩张至其具体的狭义术语表达之外。[8]这显然使解释更具有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被严格限制在特定的价值追求上——保障人权。从这个角度讲，“解释——保障人权”模式恰恰反映了刑事政策这种方法论和价值目标的追求，同样适用于死刑政策。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是以保障人权为目标，立法依据死刑政策制定刑事程序规则，设置刑事程序。这种模式在保障程序的合目的性的前提下，竭力克服上述法律解释可能产生两种不足：一是解释要求解释者不能背离或超出被解释文本的文义；二是被解释的法律的滞后性而导致解释结论的滞后。同时，为了保护法律的精髓及其基本的完整性，解释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必须有其范围的界限，依据不同的理念对程序性法律规范所作的解释是根本的变更，必须通过对它的修改而不能完全通过解释来完成。[5] “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要求死刑政策对刑事程序的影响不能突破刑事程序固有的价值追求，打击犯罪只能严格遵循这样的刑事程序，且只能在这样的程序内追求打击犯罪的效率。
以上四种途径的根本区别在于模式运作的目标，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体现了现代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至于采取立法或解释方式进行具体的程序的设置则依附于法制的发展。“立法——打击犯罪”模式是死刑政策程序化最易选择的模式，而非“解释——打击犯罪”模式。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于解释只能产生于立法发展到一定程度。毕竟，其一，解释的前提需要有被解释的法律，被解释的法律的出现恰恰是立法的任务；其二，解释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希望法律统一的愿望，通过解释弥补现实社会生活对法律的需求，同时避免无休止的立法带来的法律膨胀，而且解释可以避免不断立法引起的法律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立法这种发明赋予了人类以一种威力无比的工具——它是人类为实现某种善行需要的工具，但是人类却还没有学会控制它，并确使它不产生大恶。”[9]换言之，立法不仅没有解释所需要遵循的规则，即受到被解释对象的约束；在法律发展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缺乏而且也没有意识到对立法的制约。因此，其更容易成为国家表达意志的工具。而从“解释”再次回归“立法”在于人类控制立法的能力获得极大的发展。

三、我国现有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模式

理论上，我国的死刑政策为“保留死刑，少杀、慎杀”，但是从我国关于死刑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却可以看出我国的死刑政策大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其间，国家立法、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司法解释等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通知、批复等形式对死刑程序进行了修改。
第一阶段是建国后至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颁布，“保留死刑，少杀、慎杀，防止滥杀”，死刑主要适用于反革命、贪污等罪行。《刑事诉讼法》制定前，刑事程序规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等机关以批复、通知、决议等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定。直到1979年，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死刑程序规则，如死刑复核制度。
第二阶段是1979年后至1996年，由轻刑化，不重用死刑，转变为崇尚死刑，扩大适用死刑，甚至迷信死刑的倾向。在程序方面的体现为：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将几类现行犯、毒品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某些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被以通知形式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某些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死刑案件不受送达期限的限制，并把上诉期限和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期限由十日改为三日。②
第三阶段是1997年至2005年，遏止死刑扩张的势头，“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重新得到重视。体现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已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出上诉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③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原有的刑一、刑二庭的基础上，增设三个刑事法庭，准备承担对各省高院上报死刑判决的复核任务。同年12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工作的通知》，自2006年1月1日起，凡是对案件重要事实和证据问题提出上诉的死刑第二审案件，一律要开庭审理。并要求各高级法院在2006年下半年对所有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这么看来，我国的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经历了从徘徊于“解释——打击犯罪”与“解释——保障人权”之间到偏重“解释——打击犯罪”到“解释——保障人权”三个阶段。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的转变是我国现代刑事司法发展的必然。但是以“解释”为死刑政策程序化的手段具有以下原因。
其一，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解释成为政策性工具。我国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理论上，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实践中，还包括这些机关的工作部门和下属部门，如办公厅等。司法解释的主体更是呈“多元化”、“多级制”的趋势，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常见的多部委联合发文（其中包括非司法机关）以及地方高级人民法院等。[10]相比之下，我国的立法主体则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显然，从死刑政策作用于解释或立法的几率看，多元化的解释主体意味着给死刑政策影响刑事程序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通过法律解释，更有机会实现其政策目标。
其二，死刑政策程序化通过“解释”比通过“立法”见效更快。因为无论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的程序，实质上是国家法律解释权力的行使，在程序严格程度上不如立法程序，毕竟立法涉及到国家立法权的这一重要权力的行使。我国的立法程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全国人民制定、修改、补充、废止法的过程必须遵循的步骤和方法。这就要求立法过程是一个民主运作过程。民主要求作为民主政治体现和运行载体的代议机关，在立法过程中承认并尊重利益的千差万别，确保不同的利益得以平等且真实的表达，在可接受的妥协和平衡基点上形成与多数强权或者多数暴政迥然不同的多数意志。[11]而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国家机关的行为，不仅难以避免国家机关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解释法律，而且并不要求如立法程序一样充分漫长的论证过程。这正符合我国一直以来刑事政策对犯罪做出快速、果断、灵活、高效的反应的要求。
其三，缺乏对解释的审查机制。立法与法律解释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制定过程的严密性和论证充分性，还在于立法具有违宪审查体制——最高代表机关审查制[12]，而法律解释缺少对是否违法的审查机制。也就出现了上述通过解释使死刑政策程序化却改变刑事诉讼法关于审理期限等的规定的现象。换言之，死刑政策通过法律解释程序化可以绕开法律对程序化结果是否合法的审查。这样，死刑政策以法律解释的方式进行，还具有更少的约束，死刑政策欲程序化也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律解释”。

四、我国死刑政策程序化模式的选择

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尚且不足以完全体现保障人权的功能，而这些程序性不足并不能通过解释达到。一方面解释需要有被解释对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有些现行程序性规范的立法背景原以打击犯罪为基础，只能在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下进行新的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的死刑程序规范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死刑特有的严重性、不可逆性要求保障人权须对死刑案件采取至少比一般刑事案件更严格的程序。这也是以程序控制死刑的体现，比如美国控制死刑，除了利用实体法规定了死刑的适用条件外，还在于其独特的针对死刑案件，包括侦查、起诉、审判、证明、执行、救济的整个程序。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的程序规则，除了第20条管辖，第34条指定辩护，第199条—202条死刑复核程序，第208条、第210条—213条死刑判决执行的规定外，死刑案件的程序规范完全同于一般刑事案件。而死刑程序应是立案到执行，甚至包括国家赔偿的一系列程序的总和。
第二，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过于简单和抽象，空白无法完全通过解释弥补。程序规则的简单要求规则内容的抽象，否则不足以从宏观上涵盖整个程序过程；而程序规则内容的高度抽象，反过来又影响了规则的数量。但事实上，程序规则的简单和抽象并不能形成完备的程序；而且也不能保证总是存在可以解释的对象，以从中解释出新的程序规则。一味依靠解释不仅容易使法律解释具有立法的嫌疑；而且过多的解释，司法完全依靠解释，导致程序法的虚置。比如刑事诉讼法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只有四条，实践中的死刑复核程序似乎依靠1998年1月1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3号] 构建起来。此外，对于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开庭审理、律师介入、复核的标准、复核结果是否需要赋予救济手段等均未涉及。但这些未涉及的程序并不能从已有的程序性规则中解释出来。“法律程序规则实质上只是由逻辑和常识的原理被转化成为有约束力的规则的技术结论。”[13]意味着程序性规则不仅不能与“逻辑和常识的原理”一样抽象，应该尽可能包含对刑事程序以及违反程序的后果等方方面面详细而完备的规定，以保证程序性规则具有更强的操作可能性。
第三，某些现有的死刑程序性规则不具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最低标准。该公约第6条、第14条、第15条以及联合国第1984/50号决议《关于保证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中列举了从起诉、审判、证明、辩护、复审、赦免、执行、救济等的一系列程序标准，虽然有些标准同于一般刑事案件，但是如证明、救济等完全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随着我国加入公约，至少应该在这些标准上完善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的有关死刑的程序规则。
所以，我国现阶段的死刑政策程序化应以“立法——保障人权”模式先行，以“解释——保障人权”模式和“立法——保障人权”模式跟进。

五、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