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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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

　　（2005年1月19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保障防洪、供水和航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广东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广东省行政区域的河道采砂及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领导和协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

　　国土资源、公安、航道、海事等部门依照本条例规定，负责河道采砂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河砂属于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采砂经营。

　　河道采砂应当保障防洪、供水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实行计划开采，总量控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分级管理权限，会同当地国土资源部门根据河道来砂量、水情、工程安全等情况，并经论证后划定河砂禁采区和可采区；通航水域的河砂禁采区和可采区，应当会同当地航道、海事部门划定；重要渔业生态保护区的河砂禁采区和可采区，应当会同当地渔业部门划定。

　　下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划定的河砂禁采区和可采区以及规定的河砂禁采期，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河砂可采区内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或者航运设施出现险情、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以及有重大水上活动等情形不宜采砂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划定临时禁采区或者规定禁采期。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十二月公告下年度河砂禁采区、可采区。规定禁采期、划定或者解除临时禁采区的，应当及时公告。

　　公告河砂可采区时，应当明确可采区的具体地点、长度、宽度、采砂高程控制、可采砂量、作业方式、作业工具数量及规模控制等。

　　第八条 河道采砂实行许可制度。河道采砂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许可并发放许可证。其他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办理河道采砂许可和发证手续。

　　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不得超过一年。河道采砂许可证式样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内容包括申请人名称、采砂范围、采砂高程控制、采砂量、作业方式、采砂期限、采砂作业工具名称及规模控制等。

　　第九条 以下河道采砂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发证：

（一）虎门、蕉门、洪奇门、横门、磨刀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等珠江八大河口；

（二）东江从龙川枫树坝起，经河源、惠州至东莞石龙头的干流河道；

（三）西江从广西交界起，经云浮、肇庆至三水思贤滘的干流河道；

（四）北江从韶关武江、浈江交汇处起，经清远至三水思贤滘的干流河道；

（五）珠江三角洲河道从东莞石龙头起，经东江北干流、南支流至珠江虎门口交界止的干流河道；从三水思贤滘起，经南华、磨刀门水道、石板沙水道至珠江磨刀门口交界止的干流河道；从三水思贤滘起，经顺德水道、沙湾水道至珠江虎门口交界止的干流河道；

（六）韩江从梅州三河坝起，经潮州、东溪、西溪至入海河口的干流河道。

　　前款规定以外的河道采砂，由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许可发证。分级许可发证的具体河道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发证。

　　第十条 河道采砂申请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经营河砂业务的营业执照；

（二）有符合规定的采砂作业方式和作业工具；

（三）没有违法采砂记录；

（四）用船舶采砂的，船舶证书齐全。

　　第十一条 河道采砂申请人应当向采砂所在地县级或者未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河道采砂申请表；

（二）经营河砂业务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有关证明材料；

（三）采砂船船舶登记证书、检验证书复印件；

（四）标明经纬度座标或者岸线距离的采砂申请范围平面图。

　　申请人提交上述复印件时，须同时交验原件。

　　个人年自用砂量少于五十立方米需到河道可采区采砂的，免办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十二条 县级或者未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河道采砂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征求同级国土资源、航道、海事、渔业等部门意见。国土资源、航道、海事、渔业等部门应当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意见。

　　第十三条 县级或者未设区的地级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后，应当对河道采砂申请进行审查。对有许可权的，在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规定的，发给河道采砂许可证；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属于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发证的河道，应当按分级许可权限逐级审查上报有许可权的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许可。

　　有许可权的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规定的，发给河道采砂许可证；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申请人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后，应当持河道采砂许可证到海事部门办理水上水下作业许可证后方可作业。

　　第十五条 航道部门因航道整治需采砂的，应当事先征求有许可权的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河道采砂许可通过公开招标投标等方式确定的，由有许可权的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下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在组织公开招标投标等方式前，应当征求国土资源、航道、海事等部门的意见。投标人中标后，由有许可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十七条 参加河道采砂公开投标等方式的，必须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材料，交纳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

　　第十八条 河道采砂人应当服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并遵守下列规定：（一）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的规定采砂；（二）不得在禁采区、临时禁采区、禁采期从事采砂作业；（三）不得改变河势、损坏水工程、破坏水生态环境；（四）不得伪造、转让、涂改、出借或者出租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十九条 河道采砂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或者累计采砂达到规定总量的，发证机关应当注销其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二十条 河道所在地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查处河道采砂违法行为。

　　上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河道采砂违法行为直接进行查处。

　　以河道为行政区界线的，河道交界线的任何一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查处交界范围内的违法采砂行为。双方对管辖权有争议的，应当移送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河道采砂活动的监督和管理，对违法采砂行为记录在案。

　　第二十二条 河道采砂应当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

　　河道采砂管理费按照采砂量计收，具体标准由省物价管理部门会同财政、水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矿产资源补偿费按国家规定计收。

　　第二十三条 河道采砂管理费和河砂开采权出让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取，按财政收支两条线规定管理，主要用于河道维护、建设和管理。具体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违法采砂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其违法采砂作业工具，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可并处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采砂的；

（二）在禁采区、临时禁采区、禁采期采砂的；

（三）造成水工程损坏、河势改变，水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

　　违反前款第（三）项规定的，除按前款规定处罚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河道采砂人拒不履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费用由河道采砂人承担。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不按照河道采砂许可证规定采砂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暂扣违法采砂作业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伪造、转让、涂改、出借或者出租河道采砂许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收缴或者吊销河道采砂许可证，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河道采砂人不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河道采砂管理费、矿产资源补偿费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土资源部门责令其限期补缴，逾期仍不补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土资源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加收逾期每日1%的滞纳金。

　　第二十八条 妨碍水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条例规定暂扣的违法采砂作业工具，河道采砂人在限定的时间内接受处理后予以发还；逾期不接受处理的，暂扣的违法采砂作业工具予以没收并按照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不按规定许可和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的；（二）对违法采砂行为不按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三）不履行管理职责的；（四）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河道采砂是指在河道（含河口）的管理范围内采挖砂、石、土等行为；（二）采砂作业工具是指采砂船舶、挖掘机械、吊杆机械、分离机械，及其他相关机械和工具。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两岸证明妨碍制度比较研究
——以行政诉讼为视角
余茂玉 何艳芳*
【摘 要】我国大陆现行立法就证明妨碍制度并无完善之规定，而相比而言，我国台湾地区就证明妨碍制度无论是在民事诉讼中还是行政诉讼中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且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对研究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具有较高价值的。
【关键词】证明妨碍 构成要件 法律后果

*本文原载《台湾法研究（季刊）》2005年第3期。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证明妨碍制度
（一）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台湾地区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问题是指“对毁灭、隐匿证据以妨害他造进行证明活动之当事人，课予其证据法上一定之不利效果。”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即使2000年修正之前，第360、362条等规定亦早已蕴含此证明妨碍之概念，而在2000年修正时，更增设证明妨碍之一般性规定，依第282条之一第一项之明文：“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不区分证据之种类，使证明妨碍之法理对所有证据均可适用。在该条规定的基础之上，修正后的台湾地区民诉法第345条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者，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文书之主张或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
我国台湾地区法学界通常将证明妨碍界定为：“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据方法毁损、隐匿或妨害其利用，使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之原则使该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之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当事人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 在此定义之下，证明妨碍之问题系属举证责任之概念紧密连结，且规范之主体系针对“未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背后所隐含的意思是：若证明妨碍的主体是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则在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下，其本即将因欠缺该证据而受败诉判决之不利益，从而并无另以证明妨碍论断之必要。笔者以为，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定义并无不妥，然而，当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其所妨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就待证事实所进行的反证，此时是否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之规定作出对负举证责任之一方当事人不利之裁断，作为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毁损、隐匿或妨害利用证据对其来说似为其权利（当事人享有处分权利），但若这种处分影响他方当事人之证明活动之时则应视为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当事人可通过处分导致对自己的不利益，但这种不利益不得扩及他方当事人。
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在完善证明妨碍规定之时明确强调了“诉讼法上的诚信”和“当事人之公平”，这两点也奠定了台湾地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除此之外，有学者进一步以当事人相互间在诉讼法上所负之“事案解明义务”，作为证明妨碍理论的法理基础。事案解明义务意味着各方当事人为使诉讼得以顺利开展，都负有使法官明晰案件事实的义务。但到底应当规定“事案解明义务”还是“限定事案解明义务”仍存较大论争 。不过，应该说这是一个较为理性的思路，通过将证明妨碍理论与事案解明义务加以连结，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地区证明妨碍规定的功能，已非限于处理“一造当事人积极地毁灭对他造有利之证据”，而进一步扩及“消极地隐匿、不提出此等证据”的形态，使得证明妨碍亦兼负有“协助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收集证据”、“课予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开示义务”之功能。
（二）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对证明妨碍问题有规定，这在上面的研究中已经提及，而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也对证明妨碍问题作出了规定。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35条规定“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藏或者致碍难使用者，行政法院得审酌情形认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前项情形，于裁判前应令当事人有辩论之机会”。从这款规定来看，台湾行政诉讼领域的证明妨碍之主观构成要件仅为故意，但与我们前面分析台湾地区民事诉讼领域证明妨碍所提到的一样，基于“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过失也应是构成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因为妨碍者即使对证据的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在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可能是过失；妨碍者即使对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有预见，但由于过失而非故意，而将该证据毁灭。此外，妨碍者可能对证据的毁灭和证据于将来诉讼上的意义均有疏忽大意之过失而致妨碍行为出现。所以，过失作为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之主观形态是有其理论依据的。
二、我国大陆行政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的“实然”和“应然”
在考察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证明妨碍问题之后，下面我们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析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的现存的规定和改革的方向。
（一）关于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是指各种妨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共同具有的因素，只有具备这些因素，才构成证明妨碍。就证明妨碍之构成要件而言，通常可区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包括：一、行为要件，即须有证明妨碍之行为。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同样的道理，证明妨碍之行为分为作为的证明妨碍和不作为的证明妨碍，前者如毁灭、隐匿某项重要之书证，后者如持有某项对己不利之证据而不提交法庭。二、结果要件，即待证事实（诉争事实）须为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亦即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说行为要件是首要之要件的话，结果要件则是最根本之要件，无此要件即使有证明妨碍之行为也不可据此作出对行为人不利之裁断，当然有此结果，但结果并非源自于证明妨碍行为则同样不可据此作出对某方不利之裁断，也就是说，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是相辅相成的。证明妨碍制度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处理由于当事人的证明妨碍行为而致待证事实无法查明时的情况，如果待证事实没有受到妨碍行为的影响，并未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也就没有适用证明妨碍规则的必要。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构成举证妨碍的结果要件，必须具备二个特征：（1）客观性。事实真伪不明应当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状态，而非虚拟的。（2）不可补救性。事实真伪不明的状态定格后，待证事实无证据可加以证明，也就是说案件事实无法查清。三、因果关系要件，即妨害“行为”与证明不能或证明困难之“结果”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指的是事物、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他现象的现象即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就叫结果。它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相对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便是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在证据法上的具体体现，它们之间是特殊和普遍、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但值得注意的是，证明妨碍上的因果关系虽是客观的，但对其认定又具有主观性，最终决定法律责任的因果关系是司法审判人员依据一定规则和理论，在对妨害行为、结果、特定案情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的过程中认定的，又不完全等同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因果关系认定可参酌民法中侵权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予以思考，基于此，对证明妨碍形成之因果关系应依据以下标准认定：第一，根据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来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之外。第二，根据事实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妨害行为的实施人的心理状态或不利方的主观臆测等均不能成为原因。第三，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具体检验方法有：1.反证检验法，即提出一个反问，如果没有A现象，B现象还会出现吗？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A现象就不是B现象发生的原因；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A现象可能成为B现象发生的原因。2.剔除法。其特点是建立一个拟制的模式，排列各种可能的原因现象，然后逐一剔除，观察结果是否还会发生。如果某一现象被剔除后结果仍然发生，则该现象就不是原因。3.替代法，即用其他非妨害行为替代可能成为原因的某一妨害行为，观察结果是否仍会发生，如果被替代后损害结果仍然发生，则妨害行为就不是原因，反之则是原因。4.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其基本含义是，如果妨害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结果的原因。
在主观要件方面，过错是构成证明妨碍的唯一主观要件。过错是指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过错作为可归责事由，在于其本质上的不正当性或不良性。行为人的过错只有外化为行为，方具法律之意义，正如我们不得在刑事领域追究所谓“单纯思想犯”的刑事责任一样， 因此，在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中，“妨碍”行为是与过错紧密相联的。故意是指当事人一方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他人举证困难或者举证不能，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结果造成他方举证不能或困难的后果，以致讼争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当事人主观故意所为行为既可能指向他人的举证行为，也可能指向相关的证据，前者是对他人举证行为的干扰，后者是对证据本身证据能力的干扰。 与故意不同，过失作为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则存有争议，在台湾地区，目前对此问题明确表明见解之学者，多数承认过失证明妨碍行为之形态，主张即使在过失之情形下，基于前面所考察的“诉讼法上之诚信原则”、“当事人间公平”的理念，也应构成证明妨碍。在具体的形态上，则有：“一、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二、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惟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以及三、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 由此可见，过失作为证明妨碍之主观要件亦有其法理基础。
（二）关于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
证明妨碍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导致诉讼结构失衡，不但损害了诉讼相对方的程序和实体利益，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的进行，使诉讼成本增加，从而有违诉讼经济和效率理念的确立。因此，诸多国家对证明妨碍人课以不利后果，以示惩戒。就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而言，其一方面与妨碍行为之样态之间有高度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确定法律后果的难度大于规范证明妨碍要件。出现此种情形的原因不外乎：证据毁灭难以确定其证明价值和法律后果中应规制何种规格的制裁。就证明价值而言，基于该证据业已毁灭的现实状况，而无从确定该证据之具体内容，从而也难以更进一步判断：当证据存在之时，将会对待证事实之认定有何种证明作用或者证明价值。此外，确定法律后果应当规制一种与被妨碍人利益受损幅度相当的制裁，如果超过了被妨碍人受损之利益而使其获得额外利益，则有失公正。但同时如果局限于受损之范围或小于受损之范围，则达不到制裁和预防的目的，就会使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制效果降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后果对妨碍人的制裁应当适度大于被妨碍人的受损范围从而达到预防证明妨碍行为出现的作用，以减少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这里的问题是对于不同主观形态下的证明妨碍应赋予其不同法律后果，否则区分其故意与过失则无什么意义。
在规制法律后果时应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不同类型和不同主观形态的案件应确定不同的法律后果。在台湾地区学术界，学者则几乎一致地认同“必须综合考量‘妨碍行为之态样’（特别系主观归责性）、‘该证据之重要性、可替代性’等因素，区分不同之案件类型，课予其不同证明妨碍之法效。” 笔者认为，证明妨碍之法律后果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1、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这时可能出现两种法律后果：一是举证责任转换；二是推定主张为真。举证责任进行转换可以实现实质上的平等，从而调整证明妨碍行为带来的不平等。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也规定了证明妨碍制度，即：“原告确有证据证明被告持有的证据对原告有利，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的，可以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从这条规定看出实际属于故意形态之证明妨碍，因为“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就是最直观的表现。我国行政诉讼立法对证明妨碍所规制的法律后果即为推定“原告主张成立”。但原告的主张是否真的能够通过“被告持有的证据”得到证明，却是需要质证程序并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其它证据来综合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推定的结果是不稳定的。据此，证明妨碍行为被证明后，法院可以推定相关证据所指向的案件事实得到了证明。本条虽是一种推定，但在客观上构成了举证责任的倒置，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此处与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效果区分并不大。
2、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对于过失形态之证明妨碍，在台湾地区学界，“目前所呈现之一般见解，则立法原则上之证明度标准应为‘高度盖然性’或‘法官确信’的基点，认为可依归责性之高低，异其法律效果：在因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降低被妨碍人之举证责任至‘低度的盖然性’；在因轻过失之证明妨碍，则降低至‘优越的盖然性’”。 如果证明妨碍绝对地导致举证责任转换的法律后果，容易造成不公的现象，尤其是在过失造成证明妨碍之情形下，如果绝对地转换举证责任，过于显得不公平。这时如果不予以制裁也会使得过失妨碍人仍然保持着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之心态从而导致妨碍之情形难以杜绝。作为制裁的一种，降低被妨碍人的证明难度，即降低证明标准就能达到此种效果。笔者认为，妨碍人如果有重大过失，则可使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降低到“低度的盖然性”，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大，遂相应减轻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反过来，如果妨碍人只有较轻过失，则相应地调高被妨碍人需达到的证明标准即“优势的盖然性”，因为这时妨碍人的主观恶性并不大，遂相应调高被妨碍人的证明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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